把“戒尺”还给老师应强化操作性

老师不敢惩戒学生，近年来频频引发热议。日前，《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草案中明确了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提出：“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过去，教师享有很高的权威，惩戒学生乃天经地义。对于罚站、面壁等惩戒措施，学生、家长也理解、认可。一些家长甚至会“恳求”老师，孩子不听话就好好管。现在呢？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规细化，人们权利意识增强，孩子在家庭里的“地位”攀升，一些家长对学校惩罚的容忍度悄然变低，轻则挺身而出、讨要说法，厉害的会大动肝火、闹出大动静。如此一来，一些老师自然会“明哲保身”、谨言慎行。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的价值，绝不只是传播知识，更要塑造灵魂、培育新人，而适度的惩戒、管教至关重要。也因此，近年来，类似“把戒尺还给老师”的呼吁颇多，赋予老师合理的惩戒权几成共识。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好意”教师们只能心领；没有法律撑腰，教师仍会心存顾虑。

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以法律的形式对管教权进行明确，属于为教师群体赋权，为他们“壮胆”、撑腰。这一尝试，不仅是对教师的保护，更是裨益学生之举。当然，能否把“戒尺”用好，还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可操作性。“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只有细化、明确化，才更有可操作性。比如草案明确指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那具体可以如何惩罚？“清单式”管理或许难以实现，但至少可以将一些原则性的内容予以明确，比如不能造成身体损伤，不能采取人格侮辱，不能影响学业，等等。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厘清边界，才能把握好尺度，才能将管教权落到实处。

二是“环境”。“戒尺”如何用、能否用，既是尺度问题，更是家校互动的问题。有些家长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至觉得上学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受气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取得共识，才能为教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此，切实做好宣传引导、对话沟通，让更多家长从内心深处明白管教的必要性，非常重要。

（夏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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