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名:构建文化形态模型的笔记体作家

●李利君

韦名的作品个性鲜明、品质出众。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品模型。与把他定义为“新官场小说”的评论不同，我认为：韦名实际上是一位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笔记体作家。

韦名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文化”，饱含着人情、世态、雅致精当的趣味、知识、情调而蔓延至一种与烟火红尘相去的生活情状、态度、境界乃至追求。他关注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以及在新时代中受到的冲击，用良心展示传统文化虽有变异，却依然有一群善良的坚守者。

韦名的作品中，戏、茶、酒、画，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文化之美，在于其于市井间行走，散发的却是知书、识礼、谙世的气息，自信、从容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记述仅是外表、表象，对于这些符号后的“识”就深入了一层，对“识”再进一步的“理”，则更深一层，作家的价值判断隐于其间、欲言又止、点到为止。深度、留白看似是一种艺术技巧，其实是对文化的居高临下的把握，也是自信，还有尊重读者的智力的倾向——不多说，就是不强求。

文化与学历无关。《戏痴李老三》中的李老三未必有学历，却是文化味十足的、典型传统“文人”，重情，关心精神层面的内容——这种关心是从骨子里的真挚而不是装潢。而这种文化气，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未必人人如李老三，但其精神追求而感染或者改造着、左右着、引导着普通的市井生活，更何况还有超越烟火气息的东西。画、茶、酒这些物化的文化符号，既可是血液里的，却也被一些投机者当作工具。在他们手里，画是画皮，茶成了茶具，酒是酒囊……这是文化最无力之处：它积聚了去除功名利禄的崇高纯粹，却也免不了在红尘中被当作呼来唤去的“奴才”。韦名深知这种“文化”之害。因此，他冷峻起来。借画茶酒展示或揭示生活、官场、商人的那些生存技巧、获利伎俩，展示出悲剧性的残酷现实，人们并不能彻底地使文化仅在本意上生长，而是眼睁睁地看它被利用。

官场描述是判断一个小小说作家理性认真的重要标志之一。过分渲染“厚黑”官场，或者充满利己玄机的，都是不理性的、缺少真实的基础和真实的“深度”。韦名既看到了进步的“韬略”，也看到了难言的苦衷。他笔下的官场人物，面目并不可憎，充满了人间烟火，没有妖魔化。《品茶》中的老宋爱茶，毫无玄机，只是真爱，不想被外物所役。所以，他对品茗会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不积极、不参加。为了维护自己“品茗”的清静时光，不惜弄个“涉嫌经济问题”的风声来，颇有些“自残”式的自我保护来。老宋赢了——光荣退休后，他没有“人散市声收”，而是“多了几个茶友”。最闪亮的其实是《青藏线上的偶遇》。作品用一种可以称为“漫点式”的方式，展示了无边的风景。漫:漫不经心的叙述；点：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铺垫，然后，在一个“点”上戛然而止。松散的情节——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严谨”情节，而是一种流水下来，渐入佳境，最后，却抖开了一个别样的尾声：令人会心一笑。韦名带着我们和主人公陈大庆一样不动声色，却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活话剧”。这是一类人的活画像，在读完之后，我默然无以应：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列车上、每一个故事的尾声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路上的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重新打量。

韦名的作品中，“文化”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其品质依然被那些骨髓深处流淌着传统的人们在世道中坚守着。《茶乃天然香》的老陈头，《老文犯傻》中的老文……与其说是主人公在坚守，不如说是作家在坚守。他从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际中看到了冲击下的变异，更不甘屈服。

韦名的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善良、人伦的尊重、张扬和维护，彰显着韦名的文化理想。《快手七婶》中固然有七叔因为七婶给三队长看“男人之疾”而成为一个有着陈腐、狭隘文化心理的典型，却也塑造有坦荡、勇敢、磊落的七婶，张扬和力挺着一种正向的价值取向。

说韦名的“文化”气息，《领导的周课》：何尝不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呢？把一个“天花板干部”变成“干活努力”的干部，就是“文而化之”啊——所谓文化，的确“文而化之”啊！难得主人公没有把“计谋”用在“明争暗斗”或者“往上爬”上——所谓的“计谋”，在这里演变成一种不露痕迹的高超的教育、引导、管理艺术了。《 领导的数字》数字出成绩。书记随口来的“精准”数字，博得了好感——但书记的口是“统计局”啊——干部们知道，不知领导知不知道——这其实可能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态的“变异”，显示的是一种变异的文化形态、文化心理。

韦名的不少作品并没有着力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故事情节多单纯、小有起伏，总有“官场潜规则”的内容隐约闪现，时不时把“官僚主义”端出来晒上一晒。《重逢》除了开头提到的“苍白短促的头发，虚肿憔悴的面容，游离呆滞的眼神”的人物描写外，“他”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主人公，在叙述中一直让“蒋”有一个误解，以为是一个“不近乡情”的正面人物——而且不近得离谱，但在吊足了胃口之后，突然发现，这样一个给出过“三不”的人却和反“三不”的“蒋”重逢“在这里”（看守所或者监仓？）——高光的亮点碎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两面人”以及对于“三不”不入脑不入心的巨大缺失。《高空博弈》貌似小品，但“西装客”在飞机之外的场景中的情况却是真实的，令人唏嘘。更为严峻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穿着西装看起来像领导”“上面派来跟踪西装客”的两个人也被带走了——现实的残酷，令人看到韦名内心深处的挣扎。这可能是韦名作为作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名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太多判断，而是用生活化的细节，一个勾连一个，形成让人急于知道结果的故事链条。《追寻灿烂阳光》里的老廖命运的突转，令人惊诧。表面看起来蹊跷的摄像头是个“梗 ”，实际上却是老廖内心深处另藏有一个轻易看不到的角落。文学如果仅剩下“文学性”，就会让人觉得很“象牙塔”——韦名的社会责任感大于文学志趣，他从生活中捕捉到的“老廖”提供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范本：到底是老廖“智慧”高超瞒过了众人的眼，还是中途老廖发生了质变？

作为秉承文化形态的写作的作家，他是“新文化笔记体作家”。笔记体小说自然天成，往往是貌似闲适随笔，其实“别有用心”。《“猪”猴之年》描述的是“基层官场”，既包括人们广为诟病的政绩观，也涉及社会发展规划。基层执政者、施政者的行为明显带有“折腾”色彩。从“基层官场”的折腾，我们看到的是基层国家治理远远不够现代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此外，能体现韦名“新文化笔记”技巧方面，语言讲究、简洁，叙述平稳、不铺张，节奏有节制、不疾不缓，情节迂回、精致，故事充满温度。这些作品，精致、平静地描摹了世事情态。这是文人气的俗常生活的艺术化再现，这样的作品更多一种从容、宽容、包容，平实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

（李利君，小小说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小小说评论《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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