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首先解决乡村医生的身份问题

村里建了标准化的卫生站,却没人打理,门口的草长了一茬又一茬。有卫生站却没有村医,“乡村卫生站空壳化”是如今广东一些地方农村出现的新现象。(7月19日《南方农村报》)

早在2015年,广东省就出台了《广东省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做好村卫生站公建民营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原则上1个行政村设置1间村卫生站,每个村卫生站至少应有1名乡村医生执业,力争3年内完成村卫生站公建民营规范化建设工作。

然而,三年过去了,许多地方公建规范化卫生站建好了,却成了“空壳”,村医空白问题依旧难解。据报道,梅州市2042个行政村中有193个村医空白村,执业村医中超过60岁的有700多人,而近些年,医学院校毕业生注册为乡村医生的仅100人左右,缺口较大。

从报道来看,各地为了给每个村配上一名村医,想了不少办法,但缺口依然存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大势所趋,乡村医生也不可能超越于此,村医断档,年轻人学成了医术却不愿返回乡村,也是正常的事情。但如果把村医当成基本公共服务下沉的重要一环,问题或许也就不难解决了。

在此,解决乡村教师问题的办法与路径,也可以借鉴。当年,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一样,也都是没有编制,大量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赤脚医生成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医疗的支柱。

不过,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的重视以及投入加大,民办教师的问题有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很多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通过教育系统组织的培训,通过自考、函授等途径拿到了学历,并转成了有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一些年龄大的民办教师也通过工龄而获得了正式身份。很多民办教师由此而成了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

到现在,乡村教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无论是从荣誉体系还是收入体系均开始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医生们则没有那么幸运。很多乡村医生仍然为身份问题焦虑。

今年年初,一个医疗公号这么写道,“说他们是医生,人事编制还不认可；说他们不是医生,还穿着白大褂,背着出诊箱,从事着卫生主管部门安排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说是农民呢,又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走村串户为农民健康服务；说是个体户,却又在使用国家基本药物,不以盈利为目的。”

身份问题不解决,那么,卫生室建得再豪华,恐怕也难以吸引人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村里的卫生室就应该和城里的社区医疗机构地位相同。如果,社区医疗医院、社区诊所的坐诊医生是有编制的,村卫生室的村医也应该是有编制的正式医务人员。

那些为村民服务了几十年的老村医,实际上是以私人之力替国家提供了乡村医疗公共服务。按理来说,国家是欠他们的,理应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将他们转成正式编制,并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年轻的乡村医生则可以在接受卫生部门的系统培训之后,转为正式编制的医务人员。这样,他们的收入、社会保障就能和城里的医生保持统一水准了。在此基础上,继续鼓励医生到乡村服务,再在收入上给予一定倾斜,恐怕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让医生下乡入村,最重要的还是资源下沉。这要看有关方面的意志与决心。

(作者于德清,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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