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历史叙述中展现多样人性 《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以《资治通鉴》为蓝本，以细节表现历史人物

对于有心读史之人来说，“多看一手书”是一条准则，因为相比第二手乃至第N手，它已相对多地避免了各种粉饰、篡改和曲解。当然，与历史学者追求的“一手史料”不同，普通人读史，无需像当年傅斯年在史语所倡导的那样，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只需将“一手”这个范围界定为《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即可。《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选择以《资治通鉴》作为原始读本，可谓上上之选。

在史料中拾取吉光片羽，不轻信也不盲从

中国历史漫长，其间种种故事，撰史者写不尽，我等后人也读不完。这是一座可让人知兴替的富矿，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过，相比文本，读书之人的思维与眼界更为重要，同样一本书，不同的人读来会有不同的收获，一本书所托非人的情形时有发生。而在《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里，我们见到的是作者对依托文本的熟读和透彻见解。读史最忌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轻信，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不等于历史，但如果据此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可读亦不可信，那便进入了另一种极端。毕竟，时间足以检验一切，史籍能够流传至今，一方面是幸运，另一方面也因自身过硬，毕竟“伪劣产品”经不起历代研究者的考验。在《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中，徐剑剥茧抽丝，在史料中拾取吉光片羽，不轻信也不盲从。文本依托《资治通鉴》，但对史料的比较与分析，却明显跳出了单一文本，代入了作者本人多年读史的种种“历练”，以及这种“历练”所收获的种种灼见。也正因为作者的多读、多比较、多提问，使得这本书能够多角度接近真实。

在《从司马光的书房路过》中，徐剑并未过多地以文字来直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比如纵向比较，书中触及现实的文字并不多，且多半点到为止，如《唐宣宗的干部政策》一文，谈及基层历练。但含蓄、沉敛本身便是深厚的笔力，认真读之自有所获。书中的《高级马屁术》一篇，以安禄山“身在基层，心向长安”的经历作为开篇，讲述他以马屁邀宠，最终断送开元盛世。若此篇到此为止，已有相当大的思考空间，但作者熟稔史料，信手拈来，又以直言的西晋刘毅作为比较，点出“一根筋下属”的可贵之处，像这类比较，真让读者有多多益善之感。

而且，谈史离不开价值判断，即使不做褒贬，即使客观记录，作者的价值判断都体现于文本之中，值得细细体味。如书中的《大唐政坛的“愣头青”》一则，谈及白居易被写入《资治通鉴》，非因其诗才，而是因为敢言。尽管身为高级公务员，却能不改书生本色，无视官场潜规则，结果被贬江州，落得“江州司马青衫湿”。字里行间的惋惜，使此书超越了所谓的“官场宝典”——— 当下许多历史读物都主打官场，以“宝典”“秘籍”姿态出现，非但是误读，格调也低。徐剑的认真思考，显然使之避开了这种迷思。

个体的命运与选择，不仅仅与大时代交织，也影响着历史进程

《从司马光书房路过》是一本通俗易读又不失厚重的历史读本。人才是历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个体的命运与选择，不仅仅与大时代交织，也影响着历史进程。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还曾说 “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因此，“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如果读史者想尽量消弭与历史的时空距离，便需要与古人有心灵接触。而这种接触，完全以鲜活故事为基础。在故事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热闹，还有人性。

书中故事归根到底讲述的是人性。如《贪吝的项羽》一篇，揭开了项羽性格中的极大弱点——— 缺少恒心、性格贪吝。仅是这两点，项羽便注定失败。另一篇《史思明的宿命》，写史思明残忍好杀，又宠信小儿子，引来精明干练的长子史朝义不满，最终引发了父子相残的剧情。不是剧情，而是历史的真实。如此不绝史册，都是人性体现。

（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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