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鲲最近出版了诗集《待春风》、散文集《素瓷静递》。《待春风》集中多为新诗。正如邵宁宁教授所言,其“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和场景,即兴者多,但也有一些颇有赋得的痕迹。诗的内容,也很家常。身边人、身边事,时而谈论一点时事、文艺,发一点思古之幽情,或咀嚼一下死亡这类黑色的话题。语言是洗练的白话,但也会点染进一些典雅的语句。”写到后来,也不乏反讽、冷嘲之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集中的若干现实主义诗作。譬如《包身工》,在简要地描述了包身工的工作环境、神情、姿态、居住条件之后,第三、四段这样写道:“开饭了。这帮穷鬼、乞丐、奴隶凑在一起吃面/老板娘站在一旁,拿着舀饭的铝勺,虎视眈眈/她的肚子和乳房一样高耸,气壮山河/两条瘦狗不时把嘴伸进地上的大铝锅里/空气中传来这帮智障、傻子呼噜呼噜吃面的声响/(天山的雪水从圣洁的山峰上滑落。苍穹蔚蓝)”。
在圣洁与污秽的对照之间,在污秽、罪恶的内面,回荡着的仿佛是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多重传统的声响,但在作者笔下,并非徒以文饰其谫陋。相反,它们完全融汇于一体,服务于其抒写的目标——那群在边疆的一家化工厂里的包身工的命运。整首诗寥寥百余字,却将这些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处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全篇循此而一味渲染悲辛,引动读者的情绪反应,而是走出了这一写作套路/陷阱,末尾一节的最后两句“据说,天兵天将已从公安部派出/前来解救他们最可爱的同胞”便显示出作者有意控制情感、施予诗歌反思性和批判性、提醒读者思考的努力,这较普通的所谓“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的作品,似乎更胜一筹,让我们忘却了这原本是一首取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的诗。
当然,这并不是说赵鲲的每一首诗都如此成熟、耐读。观其不少登山涉水、游览风景名胜之“赋得”,仍如伊沙《车过黄河》一般,虽然不能说是坏诗,但的确未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坦率地说,伊沙,或者说早期的于坚的那种风格的诗作,也曾吸引过我,到现在也还是很有吸引力,但现在的我,却更期待一种现代人能够体验得到的宏伟、雄壮之感(也许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崇高、雄浑的审美主体(而不是再一次装作不屑、拼命消解)跃现于诗行之中。这一类的作品,恰如集中所收极少一部分旧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来说,如何避免自我重复、滑入容易维持的诗境(无论是智力、诗艺、观念),如何避免每日一诗式的写作冲动(所幸作者尚非如此高产之辈),让自己内心隐秘的火焰更富有激情、持久的燃烧。
《素瓷静递》则收其散文、随笔五十余篇,大多篇幅均不甚长。其主题虽然有与诗集交集之处,但更多了一些书卷气。我最欣赏的是此集中那些纯粹的散文。如《坚家河》一篇,堪为压卷之作(也是全书中两篇长篇散文之一,另一篇是《闲聊顾随》)。尤为可贵的是,全文有张有弛、收放自如,是故若将此文置身于当代第一流散文作品之中,似亦毫无愧色。
在该书的“代序”中,赵鲲说:“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她)写下的所有作品,根本上都是一部作品,即他(她)的灵魂的肖像。”熟读文学理论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法朗士、李健吾、朱光潜式的说法,虽然多少有点老套,但日光底下,又有多少新事?如果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看,《待春风》、《素瓷静递》何尝不是赵鲲本人“灵魂的肖像”?
□王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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