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日记

□王开林

近代以来，原本秘不示人的名流日记纷纷面世，有的是作者死后数年方才付梓，例如《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吴宓日记》，有的是作者迫不及待地授权出书，例如胡适的《留美日记》和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完全可以这么说，作者在日记中袒露得越彻底，“裸奔”的风险就越大，读者和学者得到的“意外奖赏”就越丰实。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日记鲜有完璧，究其原因，日记的内容太过敏感，触犯忌讳之处不仅醒目，而且扎心。一方面，作者有意避祸，于是挥刀自宫，翁同龢就慎之又慎地挖改过其戊戌年（1898）前后的日记；另一方面，当事人担心挨骂，于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段故意造成某部日记的残缺，以求阻断关键信息的传播，这种定点清除的做法相当卑劣，理应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此外，还有一些读者意想不到的幺蛾子，破坏力同样惊人。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晚清时期四部重要日记之一，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事件多，皇皇巨制，洋洋可观，凡是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受好奇心的强力驱使，没有不想动手翻阅的。近代著名诗人樊增祥比李慈铭年轻十六岁，进士及第反而先于后者一科，两人多年皆有过从。樊馈赠银两给李，日记中有账可查。李为樊书写扇面，定制长歌，也有明文记载。总体而言，李、樊二人的交情呈现出逐年下行之势，原因很简单，李慈铭憎恶张之洞，樊增祥在湖北任职时则唯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马首是瞻，唱和之作甚夥，吹捧之词肉麻。李慈铭对此颇示不满，在日记中屡有嘲讪。李慈铭去世后，樊增祥从李氏后人手中借阅《越缦堂日记》原件，发现李慈铭笔下对他和张之洞多有诋斥，诛伐甚猛，倘若任其流传，必贻后患，于是他抽毁了其中的八册日记，使之永付阙如，不获与世相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界风波不断，一次“日记风波”值得重提。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林徽因曾将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房子借给陈源和凌叔华夫妇居住，恰巧是在那时，徐志摩将一个文件箱交托凌叔华保管。凌叔华受好奇心驱使，未经许可就开了箱，偷看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并且将它挑拣出来，另藏别处。徐志摩在山东不幸遭遇空难后，林徽因听叶公超说，《康桥日记》落在凌叔华手中。她去找凌叔华索观“原始档案”，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当时，凌叔华正打算撰写《徐志摩传》，极欲占据第一手资料，她以“遍找不着”和“在字画箱中多年未检”为由，一再推托搪塞。林徽因气恼不过，请出胡适来居中调停，总算收回了那只文件箱。但经过仔细清点，《康桥日记》仍然不在其中。此后，又费去几番周折，林徽因总算拿回了那本“旧账”，却发现其中涉及到她的文字已被凌叔华裁去，不留片言只语。徐志摩曾告诉林徽因：“叔华这人小气极了。”他的话总算得到了应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宓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屡受精神折磨之后，吴宓赋诗感叹道：“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及至暮年，即使他摔至左腿骨折，双眼患白内障失明，生趣全无，依旧没有停辍撰写日记，把心情和遭遇一一诉诸笔端，载于纸上。然而可悲的是，吴宓身处困境、绝境之中，对其命根子（全部日记）丧失了掌控权，其中数册日记被一位弟子骗走，从此杳无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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