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明“我是我”要怒怼更要问责

叶祝颐

2月27日上午，一名老人急匆匆地来到广元市旺苍县公安局普济派出所，要求为他开一张证明。原来之前老人用15位号码的一代身份证在银行办理了存款业务，现在急需取钱，银行却以二代身份证号码升级为18位后与存款身份证号码不符为由要求老人到派出所开具证明是“同一人”。派出所民警问明老人缘由后，为他向银行开出“不予证明”的证明。（2月27日《新京报》）

从买房要“无犯罪证明”，到证明“我妈是我妈”，再到证明“我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被各种奇葩证明折腾得焦头烂额，给老百姓开证明的派出所、街道、社区等单位也不堪其扰。

二代证身份证号码从15位升级18位，原号码不变，根本不需要提供市民证明。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不再开具的18种证明材料》对此已有明文规定，而银行方面依然抱着老黄历，让老人到派出所开具“我是我”的证明，给储户取钱人为设置障碍，随意增加难度，显然是错误的。对此，不仅派出所民警要怒怼，相关部门也应该介入调查，问责某些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与个人，督促某些单位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奇葩证明”，给民众办事创造便利条件，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虽说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地方也在减少审批项目以改善投资环境，方便普通民众，一些地方还掀起了治庸问责风暴，但是在现实公务服务生态中，“脸难看，事难办”，作风不良、效率低下，刁难企业与办事群众的职能部门与工作人员并不少见。而群众往往敢怒不敢言。普通群众被“我是我”的证明折腾得晕头转向，一些民营企业、创业者更是被吃拿卡要，经营举步维艰。

此前曝光的湖南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就是典型的一例。湘涟公司被迫向公务人员请客送礼，在纪委介入查处后，不仅大部分涉案人员未受处理，举报人公司经营步履维艰，处处遭遇打击、报复。还有干部宣称：“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

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曾在谈到企业创业环境时透露，投资者想开办企业“要盖几十个章甚至一百多个章，能够八个月、一年跑下来还就谢天谢地，一个企业要自己取得消防审批证书，被逼找中介公司把事儿摆平，出价6万”。

《请客送礼日记》也好，公章旅游也好，“健在证明”也罢，实际上是官场潜规则的一面镜子。而且企业与群众遭遇官场潜规则，还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的问题。为了优化投资环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办事手续。但是调查显示，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效果并不乐观。有的职能部门与公务人员办事喜欢“踢皮球”，借审批向服务对象乱收费或变相摊派，谋取小团体利益。对此，有官员一针见血指出：“有的部门增加服务对象的办事难度，就是借机要钱，为部门与个人广开财源”。

虽然企业、群众一直期待政府简化办事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中央也在这样做。但这也会压缩职能部门的权力空间，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现行体制下，政府部门与服务对象权力、地位不对称，特别是企业、群众有求于公务人员。有的公务人员利益情结根深蒂固，官场吃拿卡要潜规则并未打破。职能部门争相“揽事揽权”，人为增加办事难度。从中央到地方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但是，有的人并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依然死抱权力不放。

对此，不仅作为服务行业的银行要主动放低身段，全心全意为储户服务，不干把储户资源拱手让人的事，相关职能部门更要改革绩效评价机制，切实转变老爷作风，改写刁难群众的老黄历，推动简政放权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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