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升降昭示改革走向，司法正义系乎个案体验

日前，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不少代表围绕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一系列数据升降现象展开热烈讨论。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在列席讨论时也表示，“司法机关的很多数字不是越大越好，有些数字降低才是社会健康的表现”。

“内行看门道”，能从最高检报告中读到细微的数据变化和升降趋势，应当说人大代表对最高检报告的分组审议已经看出了不少司法改革的“门道”。2019年的最高检报告对各类数据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强，比去年上升38%，最高检尝试以大数据的方式尽可能形象、全面呈现一年检察工作情况，人大代表和公众也逐渐读懂报告里的各类“数据语言”，从高度概括的数据汇总中思考和复盘变化的制度原因。

向全国人大全面、客观、真实地报告工作，是报告者的义务，也是尊重和保障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前提。不刻意回避或强调个别数据的升降变化，反映的是最高检对自身工作的务实态度。诚如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对司法数据的态度，“司法机关的很多数字不是越大越好，有些数字降低才是社会健康的表现”，不仅如此，一些司法数据的降低恰恰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情势的向好发展，也意味着国家改革与工作重点的走向。

在最高检报告中出现的11处下降数据中，包括了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发案数的连续多年下降，2018年起诉数同比下降5.9%，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同比下降6.9%，直观反映了平安社会建设中的各方成效。安居乐业为全民所盼，恶性犯罪数量持续减少，是执法与司法机关在相关领域中积极作为的正向反馈。

恶性案件发案率的下降，直接对应的是公众对社会治安信心指数的上升，数据之间可能是逆相关的关系，也可能受到总体数据变化的间接影响。比如备受关注的批捕起诉数据，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案件总量有小幅攀升，而审查后不批捕、不起诉的数量同比也在上升，两类关联数据的彼此作用使得实际批捕、起诉数同比依然处于下降的状态。

公众从恶性案件数据下降中看到“社会健康”的表现，也可以从另外一些司法数据的上升中看到检察监督的发力、看到社会肌体的健康度提升。批捕起诉数据的下降，对应的是不批捕不起诉案件数据的持续多年上升，这得益于检察工作和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具体个案中的落地。

2016年2月，《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提出，赋予处于逮捕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利，明确“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不需要羁押的，将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而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负责人更是从保护民营企业的视角切入，亮明“不逮捕也能办的案子，一律不逮捕”的态度。逮捕作为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强制措施，法律历来对其适用都有严格限制，“羁押为例外，取保为常态”的刑事法治原则，无论是对民营企业家还是对普通公民都意义重大。不批捕不起诉数据的连续上升，尽管可能无法直接具体到每一个个案，但检察监督的不断发力依然可以让人体会到国家推动法治的决心。

数据升降昭示改革走向，直接反映检察监督的强化，以及检察机关职能转变过程中对自身职责、使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实践。必须指出，宏观司法数据的升降与变迁，虽然无法直接对应公众的个案处境，却与每一个具体司法案件密切相关。宏观数据反馈出的司法进步，由个案归纳而来，也终究将通过制度化的司法进展关照到每一个公民的个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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