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记者黄茜发自北京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木星的卫星》近日由青年翻译家步朝霞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集包括《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掌状红皮藻》《事故》《劳动节晚餐》《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木星的卫星》等11个短篇,聚焦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日常生活及内心体验,揭示生活平静的表层下暗涌的人性的波澜。原著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82年,是门罗风格成熟期的佳作。
艾丽丝·门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短篇小说大师。她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文海姆镇,37岁才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快乐影子之舞》。她的作品多以安大略省为背景,主题涉及婚姻与家庭生活、年轻女孩对周遭环境的反抗、朋友之间的爱和怨憎……《木星的卫星》这个集子中,《事故》是完成最早的一篇,写于1977年。弗朗西丝在与情人泰德偷情时,传来泰德儿子因车祸丧生的噩耗,两人的人生轨迹因此改变。一个人的幸运如何建立在另一个人巨大的不幸之上,这是作者传达的残酷事实。完成最晚的一篇《巴登汽车》,写于1981年秋天,它以多伦多女王大街上几个奇怪、肮脏、闹哄哄的街区为背景。门罗在序言里说:“夏天的时候我常住在那儿。”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小说,但是在《木星的卫星》序言里坦言:“这些故事有的离我自己的生活近一些,有的远一些,但没有一篇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贴近我的生活。”
门罗的写作风格内敛、冷静、精确。她对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从不对其指指点点妄加评判。步朝霞告诉南都记者:“门罗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应该是真正的成年人吧。你得在社会上经历一些事情,明白人性的局限和人生的本来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好的东西才显得更为可贵。”
据悉,包括《木星的卫星》《公开的秘密》《快乐影子之舞》《我年轻时的朋友》《你以为你是谁?》《岩石堡风景》等在内的艾丽丝·门罗精装作品集已由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
【访谈】
南都:你翻译过艾丽丝·门罗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和最新出版的《木星的卫星》。从英文原著来讲,门罗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这些作品在哪些方面构成对译者的挑战?
步朝霞:总的来说,门罗的语言是比较日常化的,这可能跟她写的日常化内容有关。但日常化并不意味着没有难点,挑战当然还是有的,毕竟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语言环境中。面对原文,我认为译者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译者最要不得的就是自大的心理,想当然的态度。因为常常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可能随处都有陷阱。就是你看字面以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里面隐藏着一个英语中的习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英语对我们来讲是外语,即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阅读者,也不敢说对这种语言熟悉到了母语者的程度,尤其是对日常用语。所以很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其实英语书面语对我们来说反而更熟悉、更容易。自小所受的学校教育和阅读训练让我们面对语法无所畏惧,而面对日常语言,却很可能“阴沟里翻船”。比如《劳动节晚餐》中有个“coulduse”,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没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的意思,是一个口语表达。但是中国人一般不会这么说。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都需要译者谨慎对待。
南都:门罗的小说尤其关注女性隐秘的内心生活,真实细腻地描绘女性的痛苦、欲望和成长。在她塑造的女性角色当中,哪一位是你最喜欢和最有共鸣的?
步朝霞: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觉醒”的时代。是女性的觉醒,也是所有人的觉醒。我们需要尝试观察自己的内心,学会表达,提升沟通技巧,学会跟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去读艾丽丝·门罗,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希望大家不问年龄,不分性别,都能从中读出一份珍爱,珍爱生命,尊重内心。
举个例子来说。在《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这个短篇里,主人公是两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在养老院生活。她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就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她们生活得有尊严,对别人还抱有爱。
两个老朋友每天下午都去活动室打牌,戴上耳环,穿上裙子、长袜,轮流请对方喝茶。这样精致的穿戴当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你不能因为无人喝彩就自我放弃。后来当克罗斯夫人决定承担起照顾杰克的责任,基德夫人是很不赞成的,但是也没有干涉。不久基德夫人自己也有了新朋友。表面上看,她们各自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与此同时,两人之间仍然维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小说最后一个镜头特别感人。克罗斯夫人付出很多心血照顾杰克,但是终究被杰克“辜负”了,气得浑身发抖。在这危急的时刻,基德夫人机智地转移老朋友的注意力,先让她平静下来,然后使出所有的力气,把老朋友送回房间。做完这些,她累得瘫倒在地上。她既没有向朋友邀功,也拒绝向周围人认输。她是一个强硬的角色,有力量面对自己必须面对的东西。同时她对朋友的爱也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我说尊严和爱,缺一不可,标志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有了这两样东西,即使八十岁,你的生活也是有质量的。
南都:门罗是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从整体上讲,你认为她的短篇作品的精妙之处在哪?
步朝霞:我特别喜欢门罗叙事风格的内敛。她对人物通常不做过多的评论,只写下情节,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比如在《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中,克罗斯夫人看到大家都不关心杰克,觉得人们很自私。这是人物的想法,对此作者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紧接着提到一个事实:从那以后克罗斯夫人再也没去看望过她的亲戚。她为什么不再去看望亲戚了?可能重病在床、奄奄一息的病人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景象吧。而照顾杰克却让她在精神上大为振奋。所以她指责别人自私,自己又有多大不同呢?作者不置一字,只把事实摆在这里,对比和评论的事情留给读者。
《事故》中有一个关于吃的细节,很有意思。老太太和儿媳妇听说别人家小孩出了车祸,有个孩子当场就死了。按正常思维,她们当然能想到孩子父母的痛苦,事实上她们也多多少少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遗憾。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砂锅猪排的不同做法。一个说放奶油玉米糊,一个说放面包屑,都说自己的做法很好吃。对别人重大不幸稀薄的同情和对自己晚饭浓厚的兴趣形成对比,向我们传达着“自私”的讯息。但作者仍然是不置一词,没有去评论她们,更没有批评。
我想,门罗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应该是真正的成年人吧。你得在社会上经历一些事情,明白人性的局限和人生的本来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好的东西才显得更为可贵。
南都:你翻译过门罗、巴恩斯的多部作品,曾经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文学作品的翻译其实是一件苦差事,你为什么投入大量时间做这件工作?它带给你什么乐趣?
步朝霞:我还翻译了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应该今年就能和大家见面。确实,翻译是一项极为耗时耗力的工作。如果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工作,比如培训,经济收入至少可以比翻译高十几倍。可是“诡异”的是你还是选择了做翻译,这怎么讲得通?我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传统。老一辈外国文学工作者大多都很看重翻译,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做这项工作。我们读过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甚至可以说,那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阅读经验。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高一暑假读《简·爱》时的激动,还有很多法国、俄国的作品。我想前辈们的工作是参与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的。这样看来,翻译不仅重要,简直可以说功在千秋。这个工作必须要做好。当然我个人的精力有限,能力也有限,但做一件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就莫名地多了几分勇敢。那种幸福感足以抵得过经济的和社会认可的诱惑。
南都: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谷歌翻译也能满足日常的阅读需求。在你看来,人的翻译和AI的翻译有什么不同?译者的工作在哪个层面上是不可替代的?
步朝霞:我觉得文学翻译还得由人来做,其他领域像科技翻译,人工智能当然能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但文学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含混性、多义性。词义的选择与复杂的语境相关,而这些复杂的语境恐怕不好转换为机器能够识别的代码。有时候干脆一个词同时有多个义项,这就更难办了。当然这怪不得机器,人也很可能做不到。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挑战极限的活动,百分之百的转换只是理想,我们只能尽力去接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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