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映秀小学校长董雪峰：感谢“地震宝宝” 让我重生

董雪峰带领师生到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悼念。汶川地震11周年

后天是“5·12”地震11周年。董雪峰的大儿子还在的话，现在该读大学了。“肯定是个很棒的小伙子。”董雪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翻阅着手机里留存的儿子照片说。他是400余位孩子的大家长，也是一位父亲。他记得从学校崩塌在十一年前那场大地震的废墟里，到三年后新址建成的每一个重要时期，也记得妻儿在地震前一天的时时刻刻。

震后的灾区，出生了一批“地震宝宝”，不太愿意吐露心声的董雪峰终于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每年，他都会在课堂内外给孩子们讲救灾故事，但从不提及自己。现在，小学的生源和师资逐渐壮大，董雪峰的小儿子也9岁了。每年的清明，他都会纪念逝去的妻儿。但日子还要继续，他说：“"地震宝宝"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责任。”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逸男

清明节当日，董雪峰带着全体师生到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悼念。而前一天，他独自一人登上公墓，为逝去的妻儿烧香告慰。

楼道就像荡秋千

董雪峰在这所学校工作20多年了。地震来时，他作为教务主任，正在校长办公室请示一个课题评估。14时28分，身材结实的他突然感到自己被“由下往上捅了一下”，“劲儿挺大，声音巨响”。反应了一下是地震，他赶紧冲出去朝教学楼喊“地震了，大家快跑”。很快，第二波地震横波来了。董雪峰顺着楼梯往下跑，但根本站不稳。“整个楼道就像荡秋千一样。晃得很，站不住。”一瞬间，他跟着海浪似的地震波前仰后倒，无法前进。一个大波浪将他整个人摔了出去。他趴在地上无法起来，耳边全是垮塌的轰鸣声。董雪峰意识到这是一场大灾难。“平静下来，人崩溃了。”他从头到脚全是灰尘，而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都在哭，看不清是谁。

尚有余力的董雪峰赶紧冲到教学楼。包括综合楼、宿舍楼等在内的学校主体建筑，由于是老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均受到重度拉伸和扭曲，“像积木一样垮塌了”。受损最严重的宿舍楼，一层完全被掩覆在地下，二楼成了一楼。12秒的时间，瞬间压住一两百人。董雪峰对死亡本能的害怕，在之后不断的余震中习惯了。只是提起这些时，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

那件黑色运动服

最终，全校473名学生，除了一部分因医治和受灾后离开学校，共复课135名学生。2011年2月，师生搬进新学校。活下来的这些人中，没有他的妻儿。

救人的第一个下午，董雪峰根本没法去想自己。“当时把我震蒙了，整个人是木的。”

外面的消息进不来，映秀镇小地震不断。一开始，学校没有救灾工具，老师们只能拿肩扛、拿手抠。震后不久，旁边的小河边村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家长，带来钢钳、千斤顶、钢绳麻绳参与救人。董雪峰也受了伤，摔烂的膝盖、手脚和裤子粘在一起，他跑起来撕裂地疼，却只是麻木。直到背上一个六年级的女生，他才发现一时站不起来了。他只感受到，身上的学生软绵绵的，“全身都骨折了，一直在叫疼”。

安全的孩子被转移出来，遇难的孩子就放置在操场上，捡些木板盖好。下午四时，他刚刚放下一个孩子，回头就发现从废墟中抬过来一个孩子，穿着一件黑色运动服。董雪峰好像被电击了一下，立刻明白了。这是一个月前为儿子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演讲比赛，特意买的新衣服。

他没有哭，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一面期待着，腿却软了。他过去搂着孩子，怎么叫也叫不醒，“全身一点伤痕都没有，整个胸部地方凹陷下去”。医生赶过来做人工呼吸，告诉他没办法了，董雪峰就找了一个木板遮住儿子，又钻到废墟里找其他孩子。

妈妈叫你吃樱桃

儿子穿着那件黑色运动服参加比赛的照片，还一直留在董雪峰的手机里。原本，11岁的儿子读完五年级，再过一年就要转移到汶川中学读书了。

他的妻子是语文教研组组长。当天中午，公事繁忙的两人在食堂里打了儿子爱吃的红烧豆腐、土豆片回到家。交代儿子吃饭后，董雪峰就去电脑前忙了，一会儿困得趴在桌子上睡了会。

迷迷糊糊中，他听见妻子的喊声，一下就醒了。“他妈妈让他吃樱桃，他说下午上完课回来吃。我说拿两颗。他就吃了两颗走了。”他看着身穿黑色运动服的儿子走出门，“精神得很”。当天下午，妻子就在他的办公室批改作业。董雪峰记得清清楚楚，“见到她最后一面是我在给校长打电话，她和另外一个同事借红笔回到办公室”。

董雪峰无法预知，这一幕幕日常的片段成了永恒的诀别。地震那一刻，他没有跑向妻子和儿子的方向。而妻子的遗体在最初的几天里下落不明。直到清理完废墟，老校长告诉董雪峰在教室里找到了。董雪峰发出了一句疑惑“不是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吗，怎么跑到教室去了？”却也瞬间懂了。

劫后余生

当天21时下起了大雨，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有决口危险，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师生撤离到附近的山坡。他的衣服全湿了，没吃没喝，和男同事们在简易塑料棚里抱成一团取暖。“地上两块砖，我坐前面，校长抱着我坐后面。心情很复杂、绝望，觉得这辈子完了。”34岁的董雪峰没有哭，心却垮了。

撤离后，老校长又组织了几人回到学校，拿手电筒和打火机对着塌陷的楼顶喊叫，“听不到任何回应”。拖着疲惫受伤的身体回到塑料棚，董雪峰无法安坐。“半夜暴雨，救援也去不了，晚上余震不断，山上石头还在垮。四周都是黑的，有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心里希望出现奇迹，天降神兵。”

凌晨时分，有人喊了句，“直升机来了”。避难所的人炸了锅似的都往天上看，急切想得到外界救援和帮助。“也许是极度的紧张和恐怖营造的希望的臆想吧。”一晚上，他不敢眨眼睛。“救援再不及时，生还的希望会越来越小。”

第二天凌晨4时多，老校长再次给大家打气，安排分工救援。董雪峰没有多余言语，“只想着哪里去找工具，争取多救点孩子。”第三天，专业救援队伍终于赶到映秀小学。为避免疫情扩散，政府组织幸存人员撤离。

董雪峰也离开了救援一线回到家，他没敢告诉岳父母，他们的女儿和外孙已经遇难。回到自家，发现母亲也没了。一直到18日凌晨，母亲的遗体才被挖出，董雪峰连夜将母亲送到殡仪馆火化，买了骨灰盒寄存。直到7月中旬，母亲的骨灰盒才被取出来安葬。

三个月里，他作为学校抗震救灾集体的一员，在全国各地做报告。他从不提及自己亲属遇难的事情。这期间，他得知了伤亡家庭再生育的通知——每个家庭可领一张再生育卡，拥有相应的生育指标。但董雪峰心里那块隐隐作痛的缺口，他不知道该如何填。

“生活好像重新来过”

最初的几年，他在公祭网上为逝去的亲人祭拜。此后每年的清明、“5·12”公祭日、母子的生日以及过年前，董雪峰都会独自登上公墓，说说心里话。他也希望孩子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这个简单的愿望被中断后，他有段时间不再想了。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了他参加的一期节目《坚强》。5月，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女人联系上了他。没有任何准备的董雪峰开始了书信来往。在患癌父亲的嘱托下，他到女人家见了一面，9月底就领了结婚证。第二年2月，两人在父亲的见证下结了婚。而举行仪式十天后，父亲就离世了。

2010年7月22日，董雪峰有了自己的“地震宝宝”。孩子的来临给了他很大的宽慰，现在在他教的班上念一年级，是个“活泼可爱，成绩很优秀”的男孩。话间，他的脸上闪现出疼爱的温柔。有时，他甚至想，这是上天给他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两个孩子小时候长得很像。以前对生活的失望逐渐消失了。”董雪峰说，因为他，自己承担的父亲和家庭的责任更明晰了。

现在的新校址，曾经是救援时直升机的停机坪。董雪峰说，“最好、最安全的地段分给了学校重建”。现在，学校成为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试点学校，不仅完善了营养改善和生命健康教育课程，还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上课时，他经常跟低年级的地震宝宝们提起老师们抗震救灾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里不会有他。他也想一些“简单可操作”的方法，让孩子们保持感恩。生源在逐年恢复，校园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45岁的董雪峰还有很长的人生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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