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大合流”

慎文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们将让美国成为开始事业、雇佣员工、开设工厂的全球最好基地。”经过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的衰落之后，将制造业工作转回美国，这是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承诺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关于特朗普政府给全球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贸易政策，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Baldwin)在《大合流：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TheGreatConvergence: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heNewGlobalization）》一书中阐述了21世纪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此书中，贸易是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位置上分开的时候发生的，而且由形成约束条件的三个不同成本构成，包括货物的移动成本、知识的移动成本、人的移动成本。基于这一定义，作者将全球化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

这本书的标题“大合流（TheGreatConvergence）”与所谓“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相反，是指新全球化，即自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收入所占比例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收入所占比例大幅减少的情况。

新全球化进行的过程中，世界各国GDP的结构出现了很重要的变化。1990年，G7国家在世界GDP占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但到2014年却降到46%，而且G7国家失去的17%，其中14%流入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等11个国家。作者指出，随着ICT革命，知识的移动成本急剧减少，以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与技术机密等知识为主要因素的离岸外包出现，结果南北双方之间的发展差异缩减，但G7国家以前享受的优势却降低。这有助于理解美国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失落感，很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导致美国很多就业机会的消失与收入的停滞，还认为他们的工作、工厂以及财富正流入发展中国家，一去不复返。

尽管特朗普政府大胆提高进口关税、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但根据理查德·鲍德温对全球化历史的分析，可从三个角度解释这一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不符合目前全球化趋势的理由。

首先，全球化进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两次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改变了全球化的定义和基本性质。ICT革命不仅实现了知识移动成本的降低与通信环境的改善，还形成了由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构成的离岸外包形式。这意味着全球化再也不单单只是移动货物的贸易，还会包括不受时间与距离限制的知识流动。而且新全球化阶段出现的第二次分离使得从前停留在国家境内的“比较优势”非国有化，G7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过程分成几个阶段，把设施、货物、知识、技术机密、投资等资源迁移向发展中国家。

其次，提高贸易壁垒不是根本解决贸易问题的可持续方式。增加货物移动成本的贸易壁垒，无法控制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带来的知识与人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全面改变制造行业的生态系统和产业链，反而会导致美国产业投入成本的增加、产业链的断裂，最终使得美国处于孤立状态。

最后，新全球化改变了所谓“好工作”的定义和范围。作者通过戴森过去离岸外包的案例，阐述了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将不一定会消除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离岸外包不同于“零和博弈”，企业将低技能类的、容易被自动化的工作迁移至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在发达国家可以创造更多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作。同时，作者建议包容面向服务的价值变化，将之视为制造业的扩展。而且远程呈现（telepresence）、遥操作机器人（telerobotics）等将会出现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时，人的移动成本也将会大大减少，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会变得更为个别、突然、难以预料。因此决策者需要考虑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在全球化进行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性，他们需要保护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人。(编辑董明洁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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