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多奇才□ 王兆贵

每当一个强盛的王朝走向没落之际，都会出现群雄逐鹿、问鼎天下的动荡时期，狷介狂放、特立独行的奇才怪才，也就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或者说，从来承平少狂士，自古板荡多奇才。那么，动荡年代为何能多出人杰奇才呢?

动荡年代的艰苦环境，为人才的诞生起到了砥砺作用。不经浴火，何来重生，不经苦修，何来高就。与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承平岁月相比，动荡年代的读书人，颠沛流离，心境凄苦，很容易激发图强求变之志，更加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习与求证、世道人心的剖析与批判以及治世方略的筹划与施行。他们或者像终南隐士那样，结庐山林远离纷争，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或者像先秦诸子那样，讲学稷下，设教授徒，或者像苏秦、张仪那样，发愤求学专攻术业，游说诸侯合纵连横。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应该是对苦难造就英才的最好注脚了。

动荡年代的社会变革，为人才的成长冲破了精神牢笼。在动荡年代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随着道德伦理的倾覆、思想观念的碰撞、夷汉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上层建筑摇摇欲坠，社会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就为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思辨的现实样本。这就搅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死水，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大师级人才也就纷纷脱颖而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如此，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而这些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催生了一大批呼风唤雨的仁人志士，这是和平岁月无可比拟的。

动荡年代的人才需求，为人才的致用提供了历史舞台。动荡时期的雄主，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不惜以高规格的礼遇募四方精英为己所用，既为那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干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那些“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学者开设了经筵之席。

战国时期田齐创立的稷下学宫，兴盛时期曾汇聚了多达千人的天下贤士。这里既是学术争鸣的高等学府，也是智库性质的询议机构。孟轲、淳于髡、申不害、邹衍、田骈、荀况、鲁仲连等，都曾在此传经布道，建言献策。春秋战国时期，不惜代价招募天下贤能的历史记载很多，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战国四公子养士以及秦国广揽外籍人才的客卿制度等。与此同时，以建言献策成大事的旷世奇才就更多了，如，一番出使便策动齐吴晋越五国有变而保全鲁国的子贡，“五论救弱国，妙语退秦师”的烛之武，被称为“连横之父”的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不辱使命捍卫齐国国格与尊严的晏婴等。人类学家克罗伯曾感叹说，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难道真是因为他们怕孤独而结伴扎堆的吗?其实非也。若没有奇才成长的气候和土壤，怎么可能会有群英荟萃呢？

动荡年代的群雄割据，为人才的辈出留出了自由空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强权争霸无休歇，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要你能纵横捭阖，说服四座，便成一家之言，占据一席之地，横溢的才华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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