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

□林岗

“现代性”与晚清域外游记

晚清域外游记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出版家再次发掘编辑重版以来，已广为学术界的重视。对它们的探讨虽说不上是有多热的热点，但这批文献始终吸引了研究者持久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批游记的作者大概可以归入近世海通以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意味深远，既代表了一个固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初始的崩裂，也代表了一个外来的世界观、价值观，总之就是“现代性”的植入。

对此既可以从观念、思想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情感、心理的角度来观察，又可以从文学形式、文体风格的角度探讨其变化。这大概就是晚清域外游记文献的不同之处和它们的吸引力所在吧。

读过《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这部大著之后，深觉这是一本晚清域外游记研究的集大成的专著后，觉得它不但重厚，而且全面。作者以现代性为贯穿，触及这批卷帙浩繁的域外游记的方方面面，勾勒了它们清晰的演变图像。做文学专业研究的人读了，会有专业的收获，而不做专业研究的人，读了晚清士大夫“走向世界”千辛万苦的历程，也会获得启示。

今天的中国已经迥然不同于晚清，真正是“旧貌变新颜”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现代中国彻底取代了一个羸弱而哆嗦的晚清中国。然而我认为，从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艰难所昭示的教训依然值得回味。一般来说，反思皆来自失败和挫折，无论中外都是如此，但旧中国似乎非大失败和大挫折不足以触动反思。国家一旦面临前进路向需要改弦更张的历史关头，所费的时间更长，所付出的代价更大。这是不是暗合船大调头难的道理？晚清时代的中国自我认知的历程昭示的就是如此。

“贡品”与白白浪费的时间

在有些紧要的历史关头，人事的努力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如果社会演变的每一步都是冥冥中先安排好了的，那人纯粹就是必然性的奴隶了。以这种观点看晚清乃至清全盛时的情况就可以明白，清朝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在工业社会来临之时奋起追赶，至少不表现得那样仓皇失措。

1792年乾隆六十大寿，英国派遣使团到承德觐见贺寿。那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间不久，贸易完全有求于中国，故带来大量“贡品”。当中有远比明代“红衣大炮”先进的攻城利器：臼砲，连制造工程师和炮手都带来了，准备炫耀一番，打动清廷，但乾隆及其臣下却无人愿意观看演示。这些砲下落如何，无人知晓。据说火烧圆明园之后，在废墟里曾经找到过一门。那说明这些本可致富强的利器只当了摆设。

光绪初，郭嵩焘奉使英法。他将出使见闻思考和所观察到的西人“富强之术”，辑为《使西纪程》上报朝廷。孰料掀起轩然大波，终至于毁版罢官。要是像郭嵩焘这样的大臣得到重用，清廷也许会有不同的命运。由英国使团来觐见到鸦片战争，有将近半个世纪；由光绪初郭嵩焘出使到辛亥革命，有将近四十年。上苍所给予的时间不能算短，可是都白白地浪费掉了。

“按验”与成败的深刻关联

还有一个例子，以中体西用思想为纲的社会政治改革设计《校邠庐抗议》1861年就抄本流传，那时尚是咸丰十一年。又过了二十四年的1885年，那时作者已殁后近十年，才有刻本流传，但朝廷始终没有及时采纳。与日本相比，相当于鸦片战争触发事件的是1853年美国佩里率舰队进入江户的“黑船事件”，自此再过十四年的1867年，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一个俨然现代的国家政治上层架构初露雏形。

晚清中国的现代之路走得实在蹒跚迟缓，列强的威逼压榨固然是一方面，但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集团的自我认知能力的严重欠缺，其中纵有一、二先觉之士而终于寡不敌众。薛福成算同光间有见识的朝臣了，连他也要到了1890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亲见西洋世界种种事物，才“始信侍郎之说”为真。

固有思维传统，凡事讲究“按验”。未经“按验”者，多被轻蔑或束之高阁；而一经“按验”，亦有可能奉若神明。在一个急速转变中的世界，凡事讲究“按验”，新知识、新学理、新事物的传播就受到极大的延缓。在局限的时空条件之下，毕竟能亲见亲历的人少，有兴趣撸起袖子亲身“按验”新知识、新学理的人更少。如果“劳心者”不能及时“按验”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新知识、新学理，那就要等待更大的失败更大的挫折来教训他们。中国人近世的自我认知与失败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关联，从一部晚清域外游记的历史就可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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