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剧《四进士》看我国古代“民告官”

■ 刘金祥

我国古代的“民告官”则是传统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清官情结的现实表达，具有很强的悲情意味和浓重的凄楚色彩。

与从西方舶来的行政诉讼不同，“民告官”在我国古已有之，当然，在现代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支配下形成的行政诉讼，与我国古代堂前击鼓、拦轿鸣冤等“民告官”行为，是迥然有别的制度设计和法律安排，换言之行政诉讼是西方法律文化孕育的结果，是民主权利、社会契约、权力制衡等法治思维和法律观念衍生的产物；而我国古代的“民告官”则是传统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清官情结的现实表达，具有很强的悲情意味和浓重的凄楚色彩。

从传统法律文化视角审视和解剖“民告官”现象，不难发现这种悲情意味和凄楚色彩是突兀而鲜明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典型例证是京剧传统剧目《四进士》。《四进士》讲述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发生的一起“民告官”故事，充分展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曲折与艰难。新科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四人外放出京，到地方担任官员。时逢一代奸佞严嵩担任内阁首辅，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独揽朝纲，专权妄为。毛朋等四位进士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同饮酒时相互慰勉鼓励，表达赴任后廉洁奉公、报效朝廷的忠诚意愿，以不辜负海瑞等人的举荐之恩。当时河南上蔡县发生一起命案，当地居民姚廷春的妻子田氏为了钱财毒死夫弟姚廷美，嗣后又勾结弟媳杨素贞的哥哥杨青，将杨素贞转卖给商人杨春作为妻子。杨春听罢杨素贞的冤情哭诉，极为同情和怜悯她的悲惨遭遇，于是当场撕毁卖身契约并替她告状申冤。正赶上毛朋私访民情，听毕杨春的申诉遂嘱咐他们到信阳州进行诉讼。毛朋接到诉状秉公处理，杨素贞一案得以平反昭雪。《四进士》一剧由于对封建官场草菅人命、贪污受贿、官官相卫的腐败现象作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一直以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青睐。但奇诡的是，全剧结尾时传来缉拿宋士杰的“大状”，质问其“你一状告倒了两员封疆大臣、一位百里侯，该当何罪？”且明言“你一介百姓告官按法当问斩”，幸亏宋士杰聪慧机智地将罪责加以免除。

古代中国尽管不曾像现在这样单独制定出一部规范的行政诉讼法，也没有以行政诉讼来命名的政府规章制度。但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彰显民本思想、维护政权稳定，在法律规范中还是做了一些“民告官”的制度考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直诉制度与越诉制度。所谓直诉是指在个别案情重大和冤情难以伸张的情况下，百姓可越过通常的诉讼范围和诉讼程序，直接向皇帝进行申诉。所谓越诉则是指越级申告控诉，即越过当地官员进行控诉。鉴于越诉比较严重地干扰了司法秩序，很多封建王朝都严格禁止。但为了维护百姓的正当权益，防止地方官吏滥用职权，一些统治者又不得不作出越诉这种例外的规定。无论是直诉制度还是越诉制度，我国古代的“民告官”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够惩治违法做歹的贪官污吏，也能够间接督促地方官吏廉洁从政，还能够佑护百姓的利益和权益。

既然如此，《四进士》中使诸多官员丢官罢职的一介草根宋士杰，为什么会面临“以民告官当问斩”的性命之虞呢？我们知道，京剧是一门国粹级经典艺术，而艺术大都根植于生活又超拔于生活，做出这种剧情安排无疑是基于对古代社会心理的深度考量，也是以艺术形式对明清两朝“民告官”司法实践的舞台呈现，更是对主人公宋士杰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义举的宣传和褒扬，只是由于这种司法实践与法律规范的反差过于强烈，让后人有些匪夷所思和不得其解。与现代行政诉讼不同，古代没有完善健全的“民告官”程序，而是将其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监察制度等合为一体，正所谓“一出《四进士》、半部《大明律》”。再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京剧《铡美案》，剧中陈世美所涉诸罪的处理也都是通过一道程序并案解决，对这种方式我们不能草率地将其定论为司法不发达，而只能说是符合当时经济社会状况和文明发展程度。二者究其本质是高度一致的，即优秀京剧剧目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还承付教化职能。作为剧作者的士人集团与作为管理者的统治群体，只有借助诸如《四进士》这样的戏曲作品，向社会底层传递“民告官”诉讼后果的复杂信息，才能更真实地表达统治阶层对“民告官”的真正意图，也才能更深刻地揭示我国古代行政诉讼制度长期缺失和畸形发展的根本因由。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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