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砖头的少年

解良

拂晓，还见不到曙光，到处是铅灰色。我被母亲叫醒，来不及洗脸就跟在父母身后走上灰蒙蒙的街道，一边打哈欠一边问，干啥去？父亲不回答，母亲说，捡砖头。我问捡砖头干啥？父亲依旧保持沉默，母亲被我连问几次才说，盖房子。

这肯定又是父亲的主意。父亲总是逆潮流行事，在县城，市民户都住公房，私自盖房涉及走什么道路问题，很严重。在一个少年眼里，盖房子要大兴土木，兴师动众，靠三个人捡砖头如何能垒起一座房子？我不敢公开反对父亲，有抵触情绪也不能发泄，任这种情绪在内心世界到处流浪。我也搞过破坏，在心里，希望父亲被重重困难击败，放弃为自己垒一座房子的梦想，这样我就能得到解脱，不再被少年好友嘲笑整天“捡破烂”，重新回到小伙伴当中，找一个篮球大家疯抢，或做一名自由自在的“街溜子”。结果，我失望了。

父亲生性倔强，认准一条道就会走到黑。

父亲每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在县城里到处转，若发现有工厂、单位或个人家扒房子，拆旧建新，第二天我肯定就要随父母起大早，起晚了砖头就会被别人捡走。三个人迎着黎明的鼠色来到拆迁工地，在废墟里扒来扒去，整块的砖主人要留下，转手卖旧砖。我们挑拣大半块、半块和小半块的残砖，先码放在路边，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一块一块垛起来。从树叶冒绿到芳草枯黄，我记不清随父母捡过多少次旧砖头，捡回来的残砖有青砖，红砖，发黑的砖，在屋檐下及另一块空地上码成长长的一垛，有半人高。父亲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前都要站在砖垛前端详一番，很有成就感，或许在他的想象里已经有了房子的一面墙。我对这垛残砖没什么感情，不屑一顾，怎么看这些半拉柯基的砖头也不会变成一座漂亮的房子。

父亲盖房子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我想起这段往事是在夏季的一个雨夜，身在北京女儿家的阁楼上。雨夜，我失眠，躺在床上听风吹雨，大脑里忽然跳出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能住几处房子？房子连着家，我被大脑的这个提问驱动，回过头去想自己从小到大住过几处房子，又算了算几个发小家朋友家，不由得感叹，平民百姓活一辈子，不过住几处房子而已。少者，一座房子容纳了一个人的一生。甚者，祖孙三代承袭一屋。这样一路缅想，就停不下来，自然而然翻出了父亲当年盖房子的往事。

为自己盖一座房子，这个念头在父亲心里潜伏了许多年。伏笔，应该在我儿时住过的第一个家——半间逼仄的小北屋里就已经埋下。小北屋只有北窗，窗外一步远就是仓库，几乎采不到光。纸糊的棚上垂下一根电线吊着一只25瓦的白炽灯泡，点亮也不过是一团乌黄的光。夜里，纸棚上有老鼠来回跑，我在炕上放条板凳踩上去，手拿苞米锥子刺对棚上玩游戏的老鼠又是扎又是刺。还有，吃老鼠的黄鼠狼偶尔会窜上窗台，趴着玻璃窗朝屋内张望，挑着一条长长的蓬松的尾巴，黑脸儿，油汪汪的嘴巴头儿，乍开的胡须清晰可见。小北屋留给我的记忆如今残缺不全，能记起来的还剩下家里的美多牌收音机，写字台，还有父亲为我做的一杆“嗤水枪”，这三样东西都是父亲想要为自己盖一座房子的物证。

每晚八点十分听收音机联播评书《烈火金刚》，听到八点半父亲就不许我再听，必须关掉收音机，怕影响只隔一道秫桔墙的南屋邻居睡觉。那时的收音机有现在微波炉那么大，没有蓄电池，不能搬到外面去听，也没有耳机，不能单独听，评书正讲到掯劲儿的地方却听不成，心里这个恨呀，恨南屋邻居为什么离我家这么近？要是自己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听收音机的大房子那该多好！我的这种怨恨也正是父亲的心思，此时他心中大概已经有了一座房子的草图。父亲当时也就三十几岁，一个县城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穿着米色的风衣，戴前进帽，穿着皮鞋蹬自行车，还经常出现在小城灯光篮球场上，心气正在不断上升。我家住的半间小北屋实在无法匹配他追求幸福的野心。不过，在职干部那时不许私自建房，住房要由公家统筹分配，私自建房犯错误，想要盖房子只有辞掉公职，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民。

我家搬入这半间小北屋是在一九六○年之前，父母回忆说，那年挨饿，他们外出刨小块地，就把三岁的我一个人锁在这间小屋里。我现在能回忆起上小学后的一些事，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将饭桌放到炕上写作业，父亲说过好几次家里要买一个写字台。家里那时仅有收音机，家具只有一对木箱，父亲不为家里添缝纫机，而是要添一件大“文具”，说明他追求的是洋气和阔气。大概我出去吹了牛，惹来同学怀疑。同学家里都不宽敞，住宅面积很小，要么一家人蜷缩在一铺炕上，要么老少三代住半间屋，写作业要趴在炕檐上或趴在锅台上写，谁也不相信我家有写字台。写字台太高级，父母单位使用的都是旧办公桌，一个小学生怎能拥有写字台呢？父亲真的从木业社买回一个大写字台，两头沉，棕色抽屉，黑色皮革罩面，上面还有一盏台灯。几个要好的同学主动来我家和我一块写作业，享受一下在写字台与台灯下写作业的感觉。写字台与我家居住空间严重不匹配，它预示着父亲想住大房子。

我家的半间小北屋是三家共用一个厨房，这种居住环境早已让父亲厌烦。母亲七十岁的时候跟我唠起往事，有一天夜里她到后院小解，东屋的张伯刚从外面回家也到后院小解，以为蹲在那儿的是他老伴，上手拍了拍我母亲的肩膀，觉得不对劲调头就回到房里。隔天张大娘悄悄走过来，嘀嘀咕咕给我母亲道了歉。这件事母亲不可能不告诉父亲，父亲怎能不憎恨这样的居住环境呢？就在那个夏天，父亲将心中的怨气撒到我身上，这一点有“嗤水枪”为证。在东北话中，嗤，有喷和射的意思。父亲将马尿骚（接骨木）杆内的圆柱芯透空，前边加一个大号注射针头，再用一根荆条做芯杆，芯杆向外拔出时可以将马尿骚内圆柱空芯吸满水，向前推芯杆就可以将水射出去。“嗤水枪”是父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在北门外面玩得正起劲儿，东屋张伯从北门出来去后院，被我射了一身水，正好被父亲撞见。也不知父亲怎么那么大脾气，夺下我的“嗤水枪”放在门槛上，用脚一踩，水枪从中间断成两截，报废了。张伯紧着喊我父亲的名字，孩子玩的勾当，你别……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父亲决定盖房子，此前他做过四年“四清队员”，分别在铁岭、康平农村与最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四年，十年动乱中又几次挨批斗。还有另一件事，二姑患上鼻癌被开大客车的二姑夫嫌弃，父亲把他的二姐和一个伺候她的老太太接到我家小北屋居住治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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