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离家出走》(牟利罗,1660-1670年)
远人
从牟利罗(1617—1682年)《浪子离家出走》这幅画标明的创作时间来看,它令人难以置信地耗费了画家整整十年时间。画面没什么令人称奇之处。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斜披件红色披风,骑在前蹄抬起的深褐色马背之上,扭头和站在家门口的亲人们告别。其父长须皆白,神情黯然地张开双臂,像要嘱咐些什么;其母站在台阶上掩面而泣;在他们身边,站立一个青年,大概是正要离家浪子的兄弟。在其父遮挡住的身后,还有另一张惜别之脸。浪子尽管是在和家人告别,但看得出,他对离家后的一切充满向往,因此他扭头告别的样子流露一股气概——这个时刻对他只会是一个瞬间。
每次看到这幅画,我总会忽略牟利罗作品的《圣经》取材,情不自禁地想起大仲马的传世小说《三个火枪手》。小说开篇就是达尔大尼央雄心勃勃地离家前往巴黎。很巧,达尔大尼央的时代,正是牟利罗这幅画的创作年代。料想达尔大尼央离家时的装束,不外乎就是这个样子。
尽管达尔大尼央是大仲马的虚构,画中的浪子形象也是牟利罗的虚构,人物的情感却是真实的。对所有人——尤其对所有男人来说,要奔赴的前途不会是自幼生长的父母之家。说“天高任鸟飞”,是鸟离开了自己的窝巢,来到无拘无束的天空之中。人也当然如此,告别家的人,首先感受的是自由驰骋。以文治武功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过一首令我过目难忘的归乡之诗,其诗结句为“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且不说这两行诗流露的帝王气象,对任何一个对前途抱有展望的男人来说,都会觉得这是两行表达自己愿望的肺腑之诗。
在任何时代,所有成就自己愿望的人无不是通过种种告别来完成——和自己的童年告别,和自己的故乡告别,和自己的亲朋告别……所有这些告别,都归结在和自己的父母家庭告别之上。当一个人的血液因雄心和远方而沸腾,就不记得“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雄心或野心只会属于一个人的青年时期。不懂得告别的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因此,牟利罗画笔所涉,就着实令人心惊。对离家的浪子来说,他所有的亲人都站在面前,但都比不上他对前途的向往。尽管牟利罗被尊崇为西班牙圣母画家,他笔下的圣母形象也震动人心,但我始终对他的浪子系列画作情有独钟,原因就是他的这一组画,能更深地令人思绪万端,尤其在宅居成为流行的今天,不知还有多少人能理解告别的意义,也不知多少人还有告别的勇气。
不可能不想起,1955年,年仅十五岁的布罗茨基在课堂上突然被外面太阳照耀的大街吸引,便起身离开教室,从此永远告别他的学生生活。直到他后来永别他的祖国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之时,才终于发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二流时代”。
一个“二流时代”,就是一个鲜有告别或不敢告别的时代。难道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已经是一个令人不敢告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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