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历史作家吴钩的最新力作《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带领读者重回1000多年前的两宋时期,从民生、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五重维度,近距离考察奔涌于两宋的近代化浪潮,让读者感受到两宋时代活力四射的文明之光。
全面呈现宋朝社会生活图景
这本《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通过一系列话题展示,全面呈现宋朝近代的社会生活图景,让人们重新发现大宋文明,重新审视历史的细节,为中国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了一种崭新且符合事实的合理解读。该书由“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五辑组成,共涉及足球与相扑、勾栏瓦舍、消防队、大学教育、新闻媒体、滑稽戏等25个话题。
专业的消防机构与设施,不少人认为,这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然而,作者在“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这一章里指出,如果我们来到宋代的都市或者其他大城市,会发现类似的消防设备耸立于城内外,形同高塔。接着,作者又通过“开封的消防组织、杭州的消防组织、完备的消防制度”等三节,详细讲述了两宋时期城市完善的消防体系。女性财产保护制度,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始于近代。然而,作者在该书的“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一章中却指出,宋朝在唐朝文明的基础上,将财产继承立法发展到历代最为繁密的程度。
为了充分证明两宋就开始出现了“近代化”思潮,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典籍的基础上,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使历史的枯枝上绽放出花朵,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两宋时期徐徐升腾的“近代化”火焰。他在讲述涉及两宋近代化的25个话题时,总是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单凭一两个孤证就武断地下结论。如在“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一章中,作者就对宋代具有的近代化办学色彩这一话题,通过查阅《宋史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回礼部取问状》《宋元学案》《宋史》等历史典籍,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讲解。
而在“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于古谊”一章中,作者又对宋朝司法制度与实践中的近代化特点展开了回溯。作者在“繁密的立法活动”一节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立法最频繁的朝代,当数两宋。北宋景祐年间,参知政事宋绶编修了多达419册的规章制度——《中书总例》。就法律的形式而言,又分为律、敕、令、格、式、申明、断例、看详等。在“专门的立法机构”与“立法的民主程度”这两节里,作者指出,宋代出现了专门的立法机构——编修敕令所。从文中详细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宋朝在司法制度建设与实践上,已经相当具有近代化的色彩了!
对照论述两宋与元明清文明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十分注意将两宋文明与元明清时期的史料加以对照论述,从而让读者更能深刻体会宋代文明与元明清时期文明的不同之处。在“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一章中,作者在阐释宋代的福利制度时,又与元明清进行了比较。
从北宋开始,国家针对贫困人品设立了四套福利制度:这种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分别从医疗、孤儿救济、养老、公墓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福利制度;但在元代,宋朝建立的福利机构大都消失了,明王朝更没有一套全国性的社会救济政策。在“有管仲则藏富于国,得刘晏则钱流于地”一章中,作者在阐述宋朝的“重商主义”时,作者分别从开矿、铸钱、酒课、商税等几个方面与元明清王朝加以对照。比如,宋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但鼓励民众开矿,政府也提供贷款给私人用于开矿。宋朝也是历史上铸钱最积极的王朝,年铸钱量达600万贯;但明王朝从1368年到1572年这20年里,才总计铸造铜钱400——600万贯;宋朝是一个鼓励饮酒的时代,在各州县设立酒务,售卖官酒或者征收酒税,又征收商品的流通税与消费税,北宋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800万贯;庆历年间,更是增加到1975万余贯。也正是税赋收入的增加,才使养老院、孤儿院、福利医院、福利公墓等民生事业得到发展;而明朝呢,征税的机构减少了,税赋收入也跟着下降,连维持政府运转的钱也捉襟见肘,除了给官员发最低的薪俸外,还无偿征用民间物品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民生事业。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宋代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是重商主义的最早实践,在重商主义的驱动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已经呼之欲出。但宋亡之后,特别是朱元璋时代,国家又从重商主义的道路上回到井然有序的乡土世界。晚清重启近代化,才补上重商主义这一课。
(贾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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