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贸的多元解读 读《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费正清的作品，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的作品常常以“海外比较”的视野让人耳目一新。最近翻译出版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上》（牛贯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也是如此，让单一的叙述变得形象生动。

史论结合：讲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贸易制度与外交格局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1953年在美国出版，一出版就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分为三个部分，共十二章，主要讲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贸易制度与外交的格局，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贸易与外交政策的应对、实施、近代重组构建等。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对贸易的漠视，除了本身重农抑商的思想外，还跟朝贡制度，以及“夷”的外交认识紧密相关。但事实上，二者又存在悖论。早期，中国与亚洲、欧洲的贸易已普遍发生，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使得贸易异常活跃。但贸易大多以“贡物”而为，交易的价值无法得到重视。这是因为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统治者重视的是贸易朝贡的道德价值，或者说是政治价值。但到了近代，贸易本身凝聚的物质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费正清这种矛盾化的历史建构，大概源于他问题意识的历史思考。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面对朝贡制度的瓦解，面对枪炮的冲突，天朝四海为尊的局面势必崩塌。那么，其问题根源是什么呢？在费正清看来，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至上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在贸易与外交上，显得尤其突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在明朝时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贸易组织，随着18世纪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十三行的作用日益凸显，甚至成为与商业并重的政治力量。但就是十三行，在官方那里也不过是一种榨取利润的途径，也只不过是统治者把原先寄生在土地财富上的追逐转移到沿海贸易利润上罢了。这是习惯性的做法，也是中国在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侵略无奈的根源。费正清把这些问题隐藏在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的叙述中，隐藏在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看似在叙述特定的贸易与外交，但其实是在解剖近代中国道路的发端，解剖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融合贯通：让读者有亲临历史现场感

当然，这种问题意识，也不是费正清的独有发现，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近代中国变革时，也大多从历史的潮流出发，从政治制度的世界变革洪流中去考察。但费正清有他特定的视角。《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将贸易与外交融合在一起：贸易势必有外交，外交也必然有贸易，二者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贸易虽然是被迫进行的，但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海的贸易兴起是不争的事实。其中，贸易催生了外交。中国原先“夷”的政策在贸易的推动下，尤其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制度随之缓慢建立。这过程是悲痛的，但也不得不适应，去建构。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作为学术著作，其中有些认识或许有待商榷，比如鸦片战争不仅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而且随着《南京条约》等条约的签署，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条约体系”显然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不值得构建的。但就《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总体的叙述而言，费正清在矛盾中书写，叩问历史问题，这些都让读者有了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加上他老道的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叙述本事，都让读者读来意犹未尽。

（汤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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