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 这是宋代流行的谚语。出自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
点茶,即品茶,重味觉之美;焚香,重嗅觉之美;挂画,重视觉之美;插花,重视觉、触觉之美;这四般闲事,是宋代文人所推崇的美学艺术生活原则,并称“生活四艺”。对这“生活四艺”,文人主张“不宜戾家”。所谓“戾家”,相对于行家里手,泛指业余爱好者。而“四般闲事,不宜戾家”,意指“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作为一种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修养,不适合委托别人打理的。只有文人们自己亲力亲为,才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风雅韵味。
有趣的是,在“生活四艺”中,其中挂画与点茶、插花这两艺,互为相生与相映。
挂画,最早是以“品茶挂画”方式出现的。唐代饮茶之风,大行朝野民间。被誉为唐代茶圣的陆羽,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为使《茶经》全书一目了然,陆羽教人用素绢写出《十之图》悬挂。陆羽在《茶经·十之图》记载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这是说,用白绢四幅或六幅,把有关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制茶方法、煮茶方法、饮茶方法等内容分别写出来,张挂在座位旁边,这样随时都可以看在眼里了。
宋代诗人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后蜀皇帝孟昶作为君主没有什么建树,但却善诗词,收藏有众多书画艺术品。宋初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军攻陷后蜀京城成都,后蜀宫中的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宋军缴获。“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主人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宋太祖赵匡胤将后蜀宫中画图赐于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东门外的茶肆,认为把图画挂在茶肆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性。
茶肆酒肆商铺等挂画,既可招揽生意,又可营造休闲情趣,深得文人雅士的赞赏,并写过不少诗词赞美此饮茶挂画的雅兴。比如,宋代诗人文同说“惟于试茶并看画”;文学家苏轼赞言:“尝茶看画亦不恶”。在文人的推崇下,民间对挂画风潮,当然也“人竞趋之”。随之还出现了专门为高门大院提供服务的挂画之人“涉儿”,以及挂画机构“排办局”。“涉儿”亦称“手作人”,据《梦粱录》记载,这些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
比之唐代纯粹悬挂与饮茶知识相关的书法作品图,宋代的挂画不仅有书法,还有画作的滚动卷轴。唐代的挂画,一开始是挂在座位旁边;而宋代的挂画,在庭院、厅堂、内室等皆可以挂画,而且不同的挂画,配搭也不尽相同。比如,饮茶挂画,一般是以挂单副为时尚,悬挂位置以茶室正位为原则。宋代盛行花器之下配置精美的台座,背景悬挂书画,形成“花画合一”、“书花合一”的唯美意境。挂画时,一般以写意的水墨画为时尚,假如是工笔或写实之画作,则求其赋色高古,笔墨脱俗者,设色不宜过分艳丽,以免粗俗或喧宾夺主。
宋代文人士大夫推崇清远淡泊的审美心态,而在庭院、厅堂挂画,一方面方便主客欣赏,另一方面也直接表达了屋主人恬淡静远的审美理想和文人情怀。诚如北宋画家郭熙所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不用走出屋外,山水本意已全部了然在心。而挂画恰好提供了这么一种恬淡静远的意境。所以,沿袭至今,在客厅卧室挂画依然是一种潮流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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