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火焰（2）

家菜为主，每年节假日回乐山走亲访友遇到吃饭是我一大难题，入乡随俗的结果是我每每口腔溃疡回到深圳。陶春见我难以下咽的样子，除了呵呵调侃我几句，马上要店家换一盆清水火锅底，我突然感动起来，眼前这个写起东西来气势磅礴、情感恣意的家伙竟然如此敏锐、纤细而真诚。

成都十月的夜晚是阴冷的，我被陶春的热情所感染，“暖得曲身成直身”，诗人见面自然离不开酒，陶春善饮在诗界是出了名的。煮酒更赋诗，有倡还须和，和陶春喝酒他不会放过我，一瓶酒我俩对半喝完，他又要了几瓶啤酒，陶春直起嗓门说：“樊子，你——你说说四川诗歌如——如——如何？我的诗——诗——诗如何？必须说—说——实话！”我说每次来成都或者四川其他地方，除了雾霭和灰蒙蒙的天，很少见到太阳，总有一种压抑和郁结的感觉，忧郁出诗人，整体上讲四川诗人可能由于气候的缘故吧，喜欢写一些幻觉和臆想的东西，什么宇宙啊，星辰啊，海洋啊，看似宏伟，其实如一个急切的少年把一头耕牛当骏马来骑……老陶，你的诗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吧，在《生活之岛》一诗中，一开篇才几行诗句，你就用了白昼、眼球、蝴蝶、世界和天使这类陈旧的意象和句式，这种表现手法让我想起哈代的《黑暗中的画眉》，哈代在这首诗一开篇也是如此啰嗦和落俗，什么门、冬天、眼睛、天空、竖琴和人类，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情调和诗歌技法与你的“存在”诗学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急切的少年把一头耕牛当骏马来骑”，陶春大笑起来，扬起脖子把瓶酒瓶竖在口中，不停地咳嗽，“老樊，你敢说实话，而且说得有趣啊！”

二O一六年春，我去成都办事，陶春马上张罗了一大堆成都诗人来聚会。陶春在酒桌上大声说，樊子呀你是四川的诗歌女婿，千万不要欺负巧玲妹子哦，不然，四川诗人绝不答应。“四川的诗歌女婿”，陶春俨然成为我的“小舅子”角色。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因为陶春推荐，《成都商报》推出了我一组诗，其中对我的简介写道：“因是四川女婿，创作了《怀孕的纸》《春熙路》等大量四川题材的诗歌。”这句话让我惭愧又激动，我是写了点诗歌，兼职在几家诗歌刊物做过编辑，在深圳过着小日子，何德何能竟然受到如此的礼遇和宠爱，内心委实不平静好一段时间。这期间，我和陶春通过微信、电话交流频率高了起来，聊天和对话多以“存在”这个概念展开，比如陶春在《存在》诗刊总第2期刊首语写道：“《存在》诗刊所秉持的信念是一种行动主义信念，这信念别无选择，要求诗者全神贯注投入，对一个词或者词素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展开的积极救护及捍卫它原初活力的精神之汁说浸染的图像及意义尊严的激烈的工作之中。”就陶春这段话，我和他也在电话争论过，我的意思自笛卡尔以来，“真实之物”和“确定之物”难道就不能够在“一个词或者词素”之外还显示出是为存在者和显现者？诗歌中的存在者和存在难道仅仅依靠一个词或者词素就能保持它的本源性和真实性……我们抬杠、各自狡辩和用煞有介事的观点试图压制与压倒对方，最终什么结果都没有，但我最终还是认同了陶春的观点：“诗，我还是这样认为，它是一生中唯一可以值得信赖的事件，所以它更应该保持大度的容纳、轻盈、激情、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本能及唯一向神性靠拢的正当向往。”

二O一六年秋，得知陶春不幸罹患早期症状的肠癌，我马上飞抵成都看望他。诗人之间的感情一旦彼此确立就是一种离不开的亲情了，在他的寓所里，点上蜡烛，品着浓香的竹叶青绿茶，我望着他泛黄的脸庞和陡生的白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我们不再争执什么Sein（存在）之内涵和外延了，两人喝茶，对视，语气平和地谈论成都的天气，我劝陶春平时多饮茶，去皈依佛教，一树一菩提，一叶一如来，陶春喜欢的海德尔格尔也承认空与无就是同一个东西。次日，陶春坚持两家人一起去四川美术馆和宽窄巷子逛逛，我陪着他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一个忧伤的词或者一个充盈着希望美好的词素。

二O一八年冬，《诗歌月刊》杂志社要我回安徽参加编辑部会议，并顺便出席第八届中国紫蓬诗歌节，编辑部会议和诗歌节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办，全国各地来皖参加诗歌节的诗人像赶集一样喧嚣、热闹。诗歌节当晚，我和编辑部几个同事在外面找个农家菜简单吃完回宾馆已有十一点了，走进大厅，见陶春在偌大的沙发上半躺着，左手举着一瓶五粮液，对过往的诗人不停地喊：老樊！老樊……我一下怔住了，怀疑所见为虚，所听也为虚，而陶春就醉醺醺地半躺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在等我。我马上疾步上前抱住他，真的想哭。陶春埋怨打我电话为什么不接，我歉意地解释说因为开会，把手机调整到静音状态了。他马上拉起我的胳膊，又电话叫上几个诗友，去一个好兄弟的房间继续宵夜。七个诗友拥挤狭小房间的茶几边，陶春一一给大伙斟酒，也给自己倒满了一杯，我马上制止他，陶春笑嘻嘻地说，老樊啊，我知道你在，特意从成都带了两瓶好酒，别担心我身体，我身体已经没事了，话说完一扬脖子把近二两的一杯白酒灌进肚子里。

得知陶春身体已康复，我由衷地喜悦，按照存在学的观念，陶春“摆脱”了病魔的折磨是一种“解放”，也是“人为自己确保了真实”，而陶春曾经给我明确地说：“你理解的《存在》诗刊和存在学不是一码事。”这句话没有刺痛我，了解一个诗人、理解一首诗歌，通常都存在着误解与误判，但我不会对陶春这个诗人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意义上的误判：纯粹而固执。前几年，一个知名的微信群曾做过一期陶春作品研读会，陶春邀我现场说几句话，我记得当时说过以下的话：“一个诗人写作必须要有格局，格局的层次决定了一个诗人的诗歌呈现视野、力度和精气神。我在此说的格局并不是非要在泰山之巅眺望日出之形式，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人格和价值修正、纠正与重塑的过程。在陶春《言或坦克履带逻辑》一诗中，"为统一发声//他们/冲进草丛//逮捕了一只正在弹奏夜空的蟋蟀。"诗歌的诘问、反讽和个人对经验成分的取舍以及对现实的对照已经超越了很多诗人的小我抒情与叙述格局。很多诗人在同质化时代迷失自己和个性，缺少个体的纯然孤独的、内在的、不可调和的诗歌代码，陶春引起接受体的关注，是陶春在诗歌中不是强加给我们某种即成的认识和经验，而是他在违反或者超出了我们固有的阅读判断（"梦变得衰老/人变得年轻"，陶春《循环》；"你是被所有纯洁/谋杀掉/眼睛的白雪"，陶春《极地》），陶春给了我们阅读的落差感和惊慌感，这是他个体存在通过诗歌语言真实地揭示自己，并把自己彻底交出去。”

当时，基于时间和精力关系，我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对陶春诗歌的阅读感受，这些话可能是我和陶春交往中唯一留给他的纪念。二0二0年十一月十六日，陶春突发心脏病，在内江逝世，享年四十九岁。

2021.3.6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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