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旅途 逝者和家属捐出器官心脏移植手术接力进行

中山市人民医院中心手术室内，心脏移植手术正在紧张进行。这场手术共有十多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南方日报记者叶志文摄

近距离见证

重获“心”生

全过程

他醒了。在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的2小时后，父亲和妹妹陪伴在床边，监视器上的各项指标已恢复到正常值。

“我的除颤器拿掉了吗？”他微微张开干巴巴的唇，问得迫切。

“放心吧，拿掉了。”医生举着手机给他看取出的除颤器照片。他的嘴角微微颤动，紧接着又闭上了双眼，麻醉的药量还没有完全消耗。刚刚经历一场“换心”手术，他显得苍白而疲倦。

8月3日，他在中山市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经历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3天后，这名受体者的各项术后监测指标均达到要求，送回心胸外科普通病房。终于摆脱了除颤器，获得重生的他对新生活充满期冀。

再见了，心脏除颤器！

这次移植是他对自己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搏。从2013年起，他便得知自己患有扩张型心肌病，2017年，由于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安装了心脏除颤器，帮助维持正常心律。“哥哥是一个敏感的人，能时时刻刻感知到自己的心跳，好像他的生活里只有心脏这个话题。这样的敏感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根源在于恐惧。”心脏移植受体的妹妹告诉记者，自今年4月，哥哥体内的除颤器被调整参数后，除颤器向其体内放电的次数明显增多，最多的一天竟达39次！每放一次电，都可以使静静躺着的人从床上弹起来。她还记得从前哥哥住院的深夜时分，他猛地从床上弹起时常会吓到一旁的病友。大家没想到，一名心脏病患者还会出现这样“恐怖”的行为。

他受够了！三个月来，他每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不知何时整个身体又会过一次电，不知在哪次吃饭时除颤器再将他的筷子震到地上。一个年轻的生命，却不能跑跳，不能远距离自主行走，不能像其他年轻人那样谈场恋爱，搭公车通勤上班……他只能承受着变化不定的病情和难以控制的起伏的情绪。经年累月服用可达龙，他的血管已出现硬化，一双雪白的肿胀起来的胳膊经常使打针的护士感到为难。

今年7月，连续经过两次射频消融手术，他彻底跌进了绝望里。两次手术使他那颗原本就遍体鳞伤的心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术后仍不时发作的心律失常，撬动了他那颗保守的心。他想起了5月时医生曾告诉他的“终极锦囊”——心脏移植。“两个多月来，他的想法仍未坚定，一直对移植手术持观望态度。”受捐者妹妹说，直到哥哥在医院见到那些因为移植手术重生的人，看到他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才对手术增添了些信心。

“哥哥的求生欲一直很强，患病6年来，所有治病的机会都去尝试了，跑了很多医院，试了各种治疗方法，走到移植这步真的是最后一搏了。”受捐者妹妹说。

他们是“护心人”

“给每个渴望求生的人一次重生的机会，这是移植手术的最大使命，也是一名心胸外科医生的成就感源泉。”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梁毅这样描述心脏移植手术。8月3日的这场移植手术他既是主刀医生，也是整个移植操作流程的总指挥。从早上7时43分受体被推入手术室开始，梁毅就开始一刻不停地忙碌，心胸外科团队不仅要负责器官移植，也承担着获取器官的工作。

从为捐献者开胸的那一刻起，所有人的心都被那颗移植心脏牵动着，“心跳—停跳—复跳”贯穿整个移植手术过程。心胸外科派出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颗心。3日早晨刚过7点，黄伟钊就已在医院内科ICU换装准备就绪了，他是心胸外科团队经常负责获取心脏的“取心人”。“尽管往生者已逝，但总感觉拿出心脏也会对其造成损伤，尤其是通过灌注让心停跳的时刻，就那样眼看它在几分钟之内渐渐停止，却只能这样做。”对于逝者的一切操作，黄伟钊都小心翼翼，仿佛那就是他的一个普通手术患者，关胸时他也会照例精致地将其伤口缝合好，并为捐献者穿好衣服——尽管，这些动作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送心人”徐伟小心翼翼地将移植心脏放入冰水混合的生理盐水中，他不记得这是入行以来送的第几颗心了。从忐忑不安到从容淡定，参与科里的器官移植工作，他也走过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开始在器官获取小组工作时我曾感到不适应，面对静静躺着仿佛睡着的捐献者，看着那颗仍旧砰砰跳动着的心，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秃鹫"。”徐伟陷入了对过往的回忆，直到看到那些因接受心脏移植获得重生的人，他才开始接受自己的工作，并感受到了它的意义。

2分31秒！3日的送心距离200多米，徐伟提着装有移植心脏和满箱冰块的恒温箱走了300余步，这不是他最快的一次。步伐匆匆又稳健，他知道手中紧握的小提箱关乎另一个人的生命。抵达手术室时，他松了口气，梁毅已经站在手术台前等候他，受体已开胸，气管插管完成，体外循环建立，准备就绪。

人民医院中心手术室3号手术台常用来做移植手术，因为粤语中“3”有“生”的谐音。梁毅麻利地切除病心将其放在容器中，离开受体后病心并未即刻停止跳动，梁毅同时为受捐者取出心脏除颤器。

“上了手术台后，我的心仿佛也受到了移植心脏的牵动，全情投入手术时，我的心脏仿佛暂时停跳了，直到再次开放升主动脉，血液流入受体新的心脏内，在看到这颗心脏重新启动的那一刻，我的心才跟着复跳。”做了这么多台移植手术，梁毅为每一位受捐者捏把汗，他也为自己捏把汗。手术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12点半顺利关胸，这一台普通而特殊的心脏移植手术完成了。

连接两段生命

“我希望爱人不会因生命的终止而消失，通过器官捐献，我的爱人可以在别人的身体里继续活下去。”捐献者配偶告诉记者。

这次的心源是陈妙莲与宁力清共同找到的。就在手术的前两天，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宁力清突然接到医院内科ICU主任助理陈妙莲的电话，得知一位潜在捐献者家属同意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同意书》，宁力清立即放下手头工作约见家属，不到半小时就与其签订了捐献同意书，帮助已等待两个多月的受捐者找到心源。

这次的《人体器官捐献同意书》宁力清签得全然不费功夫，“捐献者的家属十分开明也非常配合，不仅同意捐献心脏、一颗肝脏、两颗肾脏，还在签订同意书后1小时内，就递齐了全部相关法律证明材料。”她言语中充满了感激，在移植手术尚未启动前，宁力清一直守在捐献者的床边，想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多帮助家属做点事情。“器官捐献绝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OPO协调员还会跟进捐献者家属后续的生活状况，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她说。

事实上，一名OPO协调员的工作是相当庞杂同时又充满挑战的，宁力清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幸运。今年5月的一个夜晚将近11时，宁力清接到来自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电话，对方向她提供了潜在捐献者信息。她二话不说，从家中直奔小榄医院，丈夫和儿子不放心她的安全也一同跟随前往。“开始是非常顺利的，家属同意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同意书》，当晚人就被转运至市人民医院了，谁知第二天家属变卦了。这种事全凭自愿我们始终尊重家属意见。”器官移植工作充满变数，如今宁力清已经平和许多。

早在2005年，宁力清便开始以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身份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当时这项工作在全国刚刚起步。谢熙、皮娟、宁力清、李翠萍是人民医院最早兼职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人，也是全国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如今医院OPO团队已发展至11人，其中包括3名新招聘的全职员工。“除了与家属沟通，协调员还要负责收集器官捐献法律材料，帮助家属走完手续流程。对于那些失联的家属，我们也要联系公安、民政等部门一起寻找。”皮娟认为，协调员的工作考验着一个人的统筹协调能力和沟通分析能力，与医院的专业性职务差异较大。

皮娟作为医院OPO元老级成员已经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往往更能办成事”这是她的经验之谈。皮娟认为，OPO协调员不是一个“索取”的角色，而是帮助器官捐献者完成心愿的人，家属的信任决定着捐献协调工作的成败。她时常主动了解家属困难，在得知捐献者女儿一家因家乡留守的孩子产生分歧时，她将自己的育儿观与他们分享，最终夫妻二人达成一致将孩子接到中山，至今那位捐献者的女儿还经常与皮娟沟通孩子教育问题。

“协调员的工作是持久的，不能只以家属是否同意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作为衡量标准，这些家庭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要多一点关心与回报。”皮娟说。

■特写

中山首例心脏移植者“重生”15年了

“将一辆法拉利的马达安装在一辆夏利的车上。”李锵帆这样幽默地形容自己接受的移植手术，他是中山市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患者。15年前，李锵帆因患扩张型心肌病进行心脏移植，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躺在手术台的场景他至今难忘：“手术前，医生问我怕不怕，我就笑笑说，你们都敢做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2019年6月28日，恰逢中山市人民医院开展心脏移植15周年，李锵帆也回到医院庆祝自己的“15岁”生日，转眼间，他又走过了人生的15个春秋。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苏建薇表示，每一年，医院都会为接受心脏移植的重生者举办一次聚会，庆祝他们走过的生命历程，大家相聚一堂交流术后心得，从他们的身上苏建薇看到了一种感恩岁月的满足感。“李锵帆虽然不是实际年龄最大的人，却是我们"重生"病友中延续生命最长的人，他是大家的标杆。”苏建薇介绍，李锵帆一直是医院宣传器官捐献的形象大使，多年来他一直在积极为病友奔走。

走过15年历程、开展88例心脏移植手术，中山市人民医院心脏移植手术案例位列广东省第二位。副院长姜海明表示，这是医院实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成果，作为全省拥有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一家地级市医院，姜海明希望器官移植工作能够继续作为医院的“精品”医疗服务项目，同时不断扩大其社会效益带动医院品牌的提升。

南方日报记者郎慧

通讯员林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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