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旭(中)在香港开展工作时留影。
古氏宗祠是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抗战时期,黄旭等人曾在这里商讨作战事宜。
▲黄旭后代黄跃进讲述烽火岁月。
记者一行前往当年的抗战要地“老虎窝”。“这是我父亲人生中第一次穿西装,看着还挺帅吧!”3月6日上午,黄跃进从一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抽出了一张父亲黄旭的旧照。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的香港,那时黄旭担任中山县委书记,为兵不血刃解放中山,他前往香港与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长陆文浩做策反谈判,为日后和平解放中山打下了基础。照片中的黄旭西装革履,精神奕奕,按照当代的眼光来看,这才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应该有的模样。然而,在那段烽火岁月中,流血流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抗战经历,才是他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在黄跃进的讲述下,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点又再一次浮出水面,让我们在一个个或紧张或惊险的记忆片段中,重温当年的红色之路。
忆往昔
积极抗日
善用微缩文件传递消息的情报站长
黄旭出生于1921年的香港,祖籍中山市三乡镇(原五区)雍陌村。1938年,抗日烽火在祖国大地熊熊燃烧,正在五区读书的黄旭在共产党员孙一之(学校校长)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经黄友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中山党史记载,1940年3月,日军占领石岐,中山沦陷。党组织为了加强一、二区工作,从各支部抽调一批党员到这些地方开展工作。黄旭被调到塔园,在该地开设一间杂货店作掩护,开展交通联络工作。
“听父亲的老战友们说,那时他经常以货郎身份,挑着油盐酱醋以及香烟、火柴等生活用品,到敌伪驻地乡村叫卖,观察敌人的调动情况。”黄跃进回忆,除了亲自搜集情报,父亲还争取到了伪县政府一名不识字的杂工和一名印刷厂工人为我党工作,从敌伪作战办公室丢弃的写有字的纸张和敌伪的印刷品中获取宝贵的情报。
1945年春,珠江纵队成立,黄旭出任第一支队情报站站长,继续利用一些“白皮红心”的伪职人员以及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搜集分析各种情报。让黄跃进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当时传递文件和情报的方法。“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蚂蚁般大小的字。”黄跃进随手撕了一块约10厘米宽的纸巾做比划,当年,父亲他们就是将信息缩写在很小的纸条上塞入牙膏或烟卷里进行传递的,解放多年后,他曾经在父亲那里看到过这些微缩文件,当时年纪还小,并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意义。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些出人意料的点子,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留守三年
忆“老虎窝”里的峥嵘岁月
“去他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吧!”在黄跃进的提议下,我们一行向当年的抗战要地“老虎窝”挺进。
从地图上看,“老虎窝”位于五桂山的心脏地带,毗邻田心村与石门村。这里地势险要,八条山路可通往八条自然村,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站在通往“老虎窝”的入口处,漫山遍野的野草密林遮挡了全部的视线,若不是黄跃进此前曾与珠纵后代来探访过两次,确认眼前的山野小道能通向那条四面环山的深谷,我们甚至要打道回府了。踩在湿滑的泥地上、穿过半人高的草丛,步行约1公里后,视野逐渐开阔,踮起脚往右前方探去,一片低洼阔林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黄跃进兴奋地扭过头说:“就是那里了!”
时光倒流80年。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派谢立全、梁奇达实地考察中山县域内的五桂山后,决定将两个主力中队分批移师五桂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将先遣队任务交由第一主力中队,由罗章友、黄智带领18人组成先遣队打前站,挺进五桂山。
由于“老虎窝”易守难攻,这里便成为了先遣队的营地。不到半年时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百余人先后在五桂山集结完毕。南北近百里,东西约半百里,幅员辽阔的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具人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在中山活动的珠江纵队主力转移至东江,部分北撤,只留下曾谷、黄旭带领的32人组成的武工队继续在五桂山区坚持武装斗争,“老虎窝”这个先遣队开辟的营地便顺理成章地被武工队传承了下来,黄旭也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艰辛的3年。
“1946年-1947年两年间,国民党先后对五桂山区发动了数十次疯狂大扫荡,平均每隔两三天扫荡一次。当时我父亲手下只有32个人,分成几个组活动在中山各个地区,而敌方有2400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黄跃进说,为了不连累群众和保存实力,父亲带着其中一个组的武工队队员转移到“老虎窝”里挖山洞住。洞内黑暗空气又湿闷,蚊子、蜈蚣、蚂蚁特别多,被蚊虫咬伤可谓家常便饭。更难受的是下雨天,洞内积水,晚上只好找块石头蹲着睡。有一次,他们连续两天被敌人追得没东西吃,武工队队员便弄来了一些菠萝,也许是饿坏了,黄旭一下吃了两个大菠萝还意犹未尽,可能菠萝酸性太强,半夜他竟将藏于体内多年的蛔虫排了出来。许多年以后,“吃菠萝治蛔虫”便成了他晚年津津乐道的回忆话题之一。
山不藏人人藏人
红色“堡垒户”的革命情谊
得益于山区良好的群众基础,武工队在“留守”中山的日子里,获得了极大的群众支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建夹墙、造密室来掩护武工队队员,用自家宅子作为交通站或工作站的也数不胜数,他们即使被发现也宁死扛着,石门的毛嫂就是其中之一。
毛嫂家背后靠山十分有利于撤退,故当年黄旭经常在毛嫂家住宿和工作,那时候黄旭经常让毛嫂帮他送取一些信件、承担交通员的任务。解放后,黄跃进曾随父亲来过此屋,黄旭对此屋深有感情,他曾说,是人民群众不惜用身家性命保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在白色恐怖的敌后根据地站稳脚跟,有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取得胜利。
当天上午,黄跃进特意约上了毛嫂的孙子甘玉洪与孙女甘玉婵,一起到祖屋看看。当祖屋的大门被推开,记忆的闸门也随之开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军民情,又再次展现在我们眼前。甘玉婵介绍,这间房子建于1938年,早年爷爷在秘鲁做生意赚到钱后,便回乡盖了这套房子。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这栋两层高的大房子算得上“豪宅”了。考究的摆设以及装修材料、装饰物,即便经过了80多年的风雨,也依然能看出主人当年的品位和实力。
祖屋大堂的摆设十分简单,最有年代感的,是悬挂在墙壁上的玻璃相框,里面罩着已经发黄的祖宗照以及几张褪了颜色的戎装老照片,毛嫂的照片也在其中。一楼的其它房间大多空置着,由于曾经粉刷过墙壁,早已看不出当年的生活痕迹。二楼空间很大,几十年前的木床和柜子、桌椅等物还保存完好,只是多年未住人,有种沧桑感。“听奶奶说,那时候黄旭和几位武工队同志常年在二楼住宿和开会,有时突然遇上敌军来查,大家就直接从二楼跳下去,各自往屋后的山上跑去,一溜烟功夫便不见了踪迹,让敌人扑个空。”说起当年的革命故事,年长一些的甘玉婵比甘玉洪记得更清晰一些。有一次,毛婶受任从珠海某地挑两大箩筐东西回来,沉甸甸的,毛嫂一进屋就喊:“哎呀,大臣(黄旭代号),你这些是什么东西,我从来都没挑过这么重的东西,上气不接下气的。”“哈哈,你打开不就知道了。”说罢,黄旭顺手把门关好。毛嫂将捆好的绳子解开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里面全是手枪、子弹以及手榴弹。原来,游击队准备军事行动,提前将这些“军火”藏在毛嫂家。毛嫂二话不说,赶紧把这些“军火”藏好。
后来,毛嫂被同村的土匪甘茂松告了密,随后被敌人抄了家,还被抓去蹲了两年大狱,直至新中国成立才被放出。甘玉婵说,敌人抄家后,很多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被一扫而空。
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胜利会师宣告中山解放
1949年3月,黄旭当选为中山县委书记,为兵不血刃解放中山,1949年8月,他亲自到香港九龙红梅饭店与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局长陆文浩见面,向其讲形势、讲政策,晓以大义,促使其下定决心率部起义。在陆文浩的影响和民盟组织及其成员苏翰彦的帮助下,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四个保警营先后起义。黄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香港的中联(旅港中山青年联谊会,为珠纵在香港设立的机构,相当于办事处)的创会理事、原五桂山区民主政权副主任甘伟光夫妇,于香港拍下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张老照片。
1949年9月,原有的武工队集中改编为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共4个营13个连1080人,黄旭任团政委。10月30日凌晨,独立团与四野两广纵队先头部队在石岐仁山广场会师,中山宣告解放。当天,石岐街头旗帜飘扬,人海欢腾,醒狮起舞,爆竹齐鸣,父亲黄旭亲手将“向老大哥看齐”的锦旗赠送给两广纵队代表郑少康,这两个同乡、同学兼战友的赠旗场面,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中山解放历史记忆的长河中。
然而,奋战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黄跃进介绍,中山解放初期,父亲又兼任了石岐军管会主任,全面负责中山的党政工作。期间担任多职,直到1954年秋季奉命调转国家工业线,参加祖国的工业化建设,从此才走向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战场。
看今朝
昔日革命阵地
变身艺术新农村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黄旭一直战斗在中山各地,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石门村度过,山清水秀的小村落俨然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地标。如今,80年过去,昔日的硝烟早已散尽,除了毛婶等旧居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整个村子的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革命阵地成为了风景秀美且颇具文艺气息的“画家村”,翠亨文化艺术创作基地就坐落在此处。
走在石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偶尔能看到数名画家的身影,他们或背着画夹在村里晃荡,或在一处恬静的田野上写生,与村民们在地头拉拉家常。富含艺术气息的建筑也随处可见:三层小楼南方画院拔地而起、水泥墙面的大石门美术馆开门迎客、翠亨美术馆1号馆以及2号馆相继投入使用,石门小学成为画家创作工作室,小学旁边空置的民宅已改建成新的画廊和咖啡吧,南朗风光写生基地的建立也进一步提升了画家村的颜值。
按照规划,翠亨文化艺术创作基地将以画家村为圆点,带动建设起美术展览馆、画廊一条街、文学创作园、基地艺术网站等配套设施,催生学术研讨、文化艺术节、美术作品双年展等活动蓬勃展开。如今,有些目标已经实现,有些目标即将实现,艺术新农村初具雏形。
沿着石门路一直往里走,道路两旁一栋栋气派的自建房也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从建筑风格和建筑规模来看,在乡村并不多见。黄跃进介绍,这些房子大多是村里的华侨们盖的,他们大多是秘鲁华侨,毛嫂幼时也是在秘鲁长大,那个年代的华侨在外面过得比较苦,后来条件好了,被亲朋好友带出去的村民越来越多,因此这里也变成了华侨村。
绕着村内闲逛一圈,我们发现,石门下属的各个小村落也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书房坳少雪食店为代表的农家餐馆生意兴隆,每逢周末,因“画家村”慕名而来的游客会来这里用餐。附近新改造的小公园也景色秀美,休闲器材丰富,成为村中居民散步放松的好去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望着眼前的石门村,黄跃进感慨万千地说,若父亲、毛婶他们还在,见到石门今日的样子,定然倍感欣慰。
无论走多远
不要忘了来时的路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一个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黄跃进说。为了不让父辈的故事就此消失,2019年10月,他和几位珠纵后代做了一件大事:耗时两年搜集资料、探访革命先辈,出版了《五桂山儿女英雄传》一书。该书以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为背景,根据老战士的革命回忆录和亲历者口传历史,以及革命前辈家传史料,融会贯通,相互印证,鲜活地重现了五桂山革命老区百姓及子弟兵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眼下,黄跃进和几位珠纵后代正筹划编写《五桂山儿女英雄传》的北撤篇和抗美援朝篇,希望为当年珠纵战队北撤山东以及奔赴朝鲜战场的烈士留下更多资料供后人阅览,让更多人在享受当下的岁月静好时,也不要忘了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英勇奋战和光荣牺牲的英烈们。
大美中山,不止是自然山水之美,更在于她特有的红色之美。不忘来时路、走好未来路,既要深入挖掘现有红色资源中的革命精神和教育价值,使之能够常用常新,让红色文化成为“超级IP”,更要发扬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唤起无坚不摧的红色能量,写下俯仰无愧的发展篇章,用富饶美丽幸福的新中山告慰先烈、告慰历史。
文/本报记者 付陈陈 黄廉捷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付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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