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天价彩礼，法律应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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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彬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表示，畸高的婚嫁彩礼已成为农民致贫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将“高价彩礼”纳入婚姻法或各地婚姻管理条例的范畴进行规范。巧合的是，本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郭建仁对农村彩礼恶习也进行了抨击，3月3日，他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天价彩礼”影响乡村振兴，应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来遏制。

关于农村地区婚嫁彩礼畸高的现象，近些年来媒体多次报道，相关问题在舆论场上也屡遭诟病。两年前，新华社记者在山东调查发现，农村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而导致的“因婚致贫”现象，屡见不鲜。因凑不齐彩礼钱而导致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杀的悲剧，也时有报道。张青彬代表认为，农村婚嫁相互攀比之风盛行、职业媒婆从彩礼中抽取提成等因素，都在抬升彩礼钱。

为了遏制这一不正之风的发展势头，一些基层政府或村民组织也采取了措施，比如通过红头文件、村规民约等形式来“限高”，但收效并不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相关规定的约束力不强，持续性不长；另一方面，少数基层政府以强制措施来规制民俗问题，基本都受到了舆论质疑，认为婚嫁彩礼属于习俗与道德范畴，不宜强制干预。比如，今年1月，河南濮阳市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就有专家直指“管得有点宽”。

那么，“天价彩礼”该如何管？文明倡导、村规民约等手段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很大程度上只对君子有效。治乱要用重典，法律规制不良民俗并非不可行，比如，禁止燃放鞭炮，促进大气改良，就是法律的正向作用。因此我认为，张青彬代表提出用法律来约束天价彩礼，可促进民风改良，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法可依的。

婚姻法第三条讲得很清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天价彩礼”在不少实例中已沦为变相的“买卖婚姻”，更多的则是“借婚姻索取财物”。至于“天价彩礼”催生的骗婚行为（频繁结婚与离婚），也并不鲜见。所以，对于水涨船高的“天价彩礼”现象，有必要激活相关法律，各地立法机关应在婚姻管理条例中，制定实施细则，对“买卖婚姻”、“干涉婚姻自由”、“借婚姻索取财物”等上位法规定的情形，进行细化。

遏制“天价彩礼”，也是促进我国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前不久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当然，通过村规民约等措施遏制“天价彩礼”仍是重要手段，而制定可供参考的刚性法律标准，也是必要的。◎椿桦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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