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第一人”张彭春

梅兰芳与苏俄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后排为梅剧团导演张彭春，1935年摄于莫斯科。

“一切事情都是我筹备的。”1930年，梅兰芳访美，取得巨大成功，在《梅兰芳游美记》中，“梅党中坚”齐如山先生这样写道。

一般认为，正因齐如山“培养和扶持”，才成就了梅兰芳，双方合作20余年，号为“齐梅”。康有为大弟子罗瘿公曾说：“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甚至有人称：“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

然而，访美归来后，齐如山与梅兰芳渐行渐远。

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京剧走向世界的又一里程碑，齐如山却未同行。在《齐如山回忆录》中，齐依然声称“都是我筹备的”，自己“因他故未去”，只字未提此行担纲总导演的张彭春，在《梅兰芳游美记》中，齐也很少提到张彭春。

张彭春是“南开之父”张伯苓的小弟，中国话剧创作第一人和中国话剧导演第一人，被著名剧作家曹禺尊为恩师，曹禺曾说：“他（指张彭春）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张彭春还是“新月诗派”命名人。1948年，张彭春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由于种种原因，后人对张彭春了解不多，在齐如山的曲笔下，一段史实几乎被遮蔽。

写出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

张彭春（有时写为张蓬春）祖籍山东，1892年生于天津，是张久庵（教育家、戏剧家，擅琵琶，被称为“琵琶张”）的次子，兄长为著名教育家、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

张彭春比张伯苓小16岁，乳名“五九”，因出生时张久庵已59岁。张彭春继承父亲爱好较多，年长后被尊称为“九先生”。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创建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张彭春为第一届学生。1910年，张彭春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成绩排名第10（平均67分），高于胡适（第55名）。张彭春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同期赴美，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南开大学工作3年，再度赴美，拜在杜威名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张彭春学的是哲学与教育学，却喜欢戏剧，留学时常去百老汇观剧。一些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称胡适1919年发表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第一部话剧作品，其实胡适在1915年2月日记中写道：“仲述（张彭春字仲述）喜剧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The Lntrnder（《外侮》），影射时事，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先我为之。”

《外侮》用英语写成，讲述了富家唐氏三子腐化，几被外人夺去家产，幸被排挤到农场劳动的四子归来，才化解危机。该剧影射《21条》事。1955年，胡适重读该剧，仍万分感慨：“发现它有如情节剧式的警世寓言，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样板。”

1915年，张彭春又用英语完成《灰色人》，并公开发表。

是中国第一位话剧导演

第一次留学回来后，张彭春任南开大学新剧团副团长，1916年，他将自己创作的《醒》搬上舞台，周恩来在剧中担任角色。但该剧被严修、张伯苓批为“稍失之枯寂，似于今日社会心理不合”，未能参加校庆公演。

1918年10月，张彭春导演了自己创作的《新村正》，刻画了一个坏事干尽的恶霸反而当上村正，愚昧的村民们还给他送上“万民伞”。剧作家宋春舫称该剧“把吾国数千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两句迷信话打破了”，胡适认为该剧标志着从文明戏过渡到话剧。

文明戏类似今天的小品，初期有京剧唱腔，对话用京白，后渐渐放弃唱腔，以口语对话，但仍取“明星制”，即靠个别演员即兴表演招徕观众，导演被认为是“多余的”。

张彭春则取西方话剧的“导演制”，他说：“我们剧团里面没有"明星"，各个演员都是主角。”

“导演制”规范严格，南开学生、后被称为“电影皇帝”的金焰曾说：“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或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拍戏时可以即兴表演，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我想，看来张彭春是另有所师的。”

张彭春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导演第一人，陈省身先生曾说：天津值得骄傲的，在戏剧的萌芽时代，产生了彭春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

徐志摩说只有一个人在行

1923年9月，张彭春出任清华教务长，因喜欢泰戈尔《新月集》，给自己二女儿起名“新月”。徐志摩成立文学社后，迟迟定不下社名，张彭春以“新月”二字相赠，新月派即由此来。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恰逢64岁生日，新月社排演了泰翁诗剧《齐德拉》，徐志摩、林徽因出演，梁思成任舞美，导演便是张彭春，徐志摩说：“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

1925年，15岁的曹禺加入南开新剧。1926年，张彭春辞去清华教职，回到南开，排练《国民公敌》时，见曹禺身材矮小，便拉去充任女角。曹后来回忆说：“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

没想到，天津军阀褚立璞误认为《国民公敌》剧名有“政治宣传作用”，下令禁演。1928年，为纪念易卜生诞辰百年，此剧改名为《刚愎的医生》，得以面世。“连演两天，每次皆为满座”。

1929年，张彭春又让曹禺在高尔斯华绥的《争强》中演董事长，并参与剧本改编，这对曹禺后来创作《雷雨》产生影响。《争强》的主题是工人罢工，曹禺将结尾改为资本家与工人握手言和，因张伯苓在美国曾遇煤矿工人罢工，家家没煤烧，他对学生们说：罢工太可怕了。

1929年12月，张彭春赴美讲学，临行前，将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曹禺，曹禺老同学、学者杨善荃先生说：“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的。”

梅兰芳总向着张彭春

1930年，梅兰芳访美。邀请梅兰芳赴美的是华美协进社。1919年杜威访华时，颇受中国大学生追捧，杜威惊叹：中国学生英文程度很高，美国学生汉语程度太差。便与胡适、张伯苓、梅贻琦、孟禄于1926年共同发起华美协进社。邀梅兰芳访美，因张彭春认为，美国人喜欢的歌舞剧，与中国京剧有相通处。

原计划安排在1930年9月至1931年5月之间，因此前百老汇剧场已被预订一空，但梅家坚持在2月，华美协进社反复去信解释，梅兰芳在美国影响力尚不到可以挑选剧场和档期的程度，但为梅算命的人认为，马年正月大吉。最后，“梅党”钱袋子、银行家冯耿光表示全程资助，不计票房，梅兰芳始成行。

梅兰芳到美国后，恰好张彭春在美讲学，第一场半官方演出，梅表演了《千金一笑》，结束后，张彭春去后台探望，梅问：“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吗？”张说：“不懂。因为外国没有端阳节，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

梅兰芳大吃一惊，握住张彭春的手说：“请您帮忙重新组织安排一下。如果我失败了，中国文艺界也没有光彩。”张彭春说他是南开大学派到美国来讲学的，无法陪梅巡回演出，梅兰芳马上托冯耿光找张伯苓，替张彭春请假。

张彭春根据美国观众的特点，将演出时间压缩为2个小时左右，重新组织了剧目，演出前，张彭春正装登台，先用英语为观众讲述一番剧情，并说：“中国京剧是古典戏剧的精华，只有最聪明而有修养者才能欣赏。愚蠢者则听不懂，他们是难以久坐的。”以防有人中途退场。

在巡演过程中，张彭春为梅兰芳大量介绍西方戏剧，拓展了梅的视野。齐如山与张彭春常发生争论，但梅兰芳总是采纳张彭春的意见。

与其他“梅党”成员不同，齐如山没正式工作，常年不离梅兰芳左右，难免夸大自己的作用。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一直强调自己的新戏是“集体合作的热心朋友”编创的，齐如山只是“经常担任起草打提纲”的工作。

齐如山的最大贡献，在于让梅兰芳认识到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可与张彭春相比，齐的文化修养又明显不足，渐被梅兰芳疏远，所以齐如山在文章中刻意少提张彭春。

一生兴趣在现代化

1935年，梅兰芳访苏，邀张彭春助力，此时梅与齐如山已成陌路。

当时苏联刚“肃反”完，对外界反应极端敏感，故密集安排参观访问，希望梅兰芳等人能“充分了解”其建设成就，多说好话。由于梅兰芳不懂外语，所以相关人员特别注意张彭春说过的话，在档案中，记录了整整3页，据学者陈世雄先生披露，主要有5点，即：第一，认为苏联是“没文化的国家，缺少优秀的行政人员”；第二，批评“观众的衣着并不很好”；第三，批评“招待会官方色彩太重”；第四，抱怨“酒店对外国人的服务收费太高”；第五，批评“在每一门科学中都"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所有的学者都是这样”。不过，记录者又做了补充，称张彭春后来在巡演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1948年，张彭春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成功地调解争端，将儒家的观念也置于人权的框架中，人权委员会主席艾琳娜·罗斯福（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说：“张彭春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他具有幽默感，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够引述机智的中国谚语来应对。”

1957年7月19日，因心脏病发作，张彭春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终年65岁。

张彭春曾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个中心兴趣，这就是现代化。”

（据《北京晚报》唐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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