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诗与生命的蓝调 范明诗解

汤奇云

柏拉图曾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成为无数诗人心头的痛。艾略特就曾武断地回应：对于任何一位二十五岁以上仍想继续写诗的人，历史意识几乎就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意识就是时间意识；而时间意识，在康德看来是人的认知世界的内在形式，也就是人的内省方式。诗人应该以内省的方式回应这世界，以显示他们应对这变幻人世的智慧。不管是出于对现代诗歌脸面的维护，还是出于对“诗人何为”的回答，反正艾略特得到了中国当代诗人或诗评家（如臧棣、敬文东）的一致拥护：诗歌应该在感叹中显示出智慧（敬文东《感叹诗学》）。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陶渊明、谢灵运等的田园山水诗中汲取着人生智慧，也从杜甫和苏轼等对历史的感叹中培育着自己的情怀。当然，我们也曾在那些空洞的抒情与宏大的感叹中迷失了自己。因此，如何在自己有限的岁月中内省着自己，找回自己，并感叹自己，就成为了中国当代诗人的首要任务。他们不为改造世界，只为拯救自己。显然，这也离不开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时间观的开导，因为他总是在以人要在语言中“诗意地栖居------”和人存在于词语的“断裂处”等种种美言诱惑着中国诗人。

正如南方女诗人范明所言：“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总觉得不真实/也许是待在城市久了/虚幻的想象多了/于是看见一片绿荫、几块山石、一条小溪/便足以让人愉悦/这是我们内心始终描绘的/把难得的一方净土当作世外仙境/清澈的溪水仿佛在告诉我们/要远离一些什么/并且诱惑着，牵引着/去揭开大自然深处的秘密”（《真实，就是自然万物的美好》）。不信眼睛只信心，以“一颗朴素的心”去感受“太过纷繁”的世界，以“一句朴素的话”去写出自己“心里的春天”（《沉思》、《心里的春天》），这不正是从事知识考古的福柯所说的“喃喃呢语”吗？古往今来的诗人们不正是在这种自言自语中，完成自我沉思与自我感叹吗？

本来，当理性主义将时间归还给了人，就不可避免地连带把词语也交还给了诗人。然而，自现代新诗诞生以来，“启蒙”与“革命”又夺走了诗人原本到手的词语。直至当今这样一个“后革命”时代，诗人们才无限珍惜地将每一个朴素的象形文字擦亮，嵌进自己生命的每一段岁月，乃至一个瞬间。他们真诚地希望，“翻开日历新的一页/精美如昨/因为握着满满的爱/夏风送来秋天的金黄/点缀着浅蓝的日子/从容成淡淡的喜悦”。尽管那“静美”的昨日，也只是诗人们的白日梦，是由诗人“心中的蝴蝶”托起的纸糊风筝。一切只是由于“风筝艳羡飞鸟”，渴望能“与白云一起翱翔”（范明《多少日子淡成了浅蓝》）。如果还记得海子的“从明天起，我要……”的抒情腔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们就会发现，海子的诗学遗存已经在南国诗坛生根开花。他寄往春天的信，也终于在三十余年后收到了回音；他“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所取的“温暖的名字”，也终于在南国诗人们的心头上产生了热度。范明在《关于写诗》中就作过这样明确的表白：“那来自天籁的声音，会突然地在一个清新的早晨，美丽的黄昏，或夜深人静时，在心底里召唤你”。那让早晨清新，令黄昏美丽的“天籁”之声，实质还是海子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甚为欣赏的诗人荷尔德林处“盗取”来的诗魂。

其实，海德格尔是借荷尔德林的诗歌来阐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此前，“存在”在基督教时代是指上帝的存在；在唯物主义哲学中是指客观的物质存在；而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则是指人的个体存在。为此，海德格尔写有其奠基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并说“时间是存在的地平线”。他大致意思是，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命意志，能够自主定义自己的生存，也能自主定义世界，他就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否则就是一具活在尘世中的行尸走肉，或酒囊饭袋。我国古代王朝的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就深得存在之道。他们之所以急不可待地都要立自己的年号，就是要宣布一个属于“我”的时代开始了。由此可见，回到自己澄明的存在状态，实在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生命深处的本能冲动。

拥有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定义自己的生命意义，而不是在别人的梦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可能是南方开放早，市民意识更成熟的缘故，这种从时间的维度思考自我存在，和对人类大爱渴求与呼唤的精神事件，正在当今南方诗人的诗语中大面积滥觞。时间与爱，既成为他们共同的诗歌母题，也成为他们所渴望的“天籁之声”中的主旋律。他们如此感激着替他们夺回了自我存在的时间，以至于每月每日、每天每夜，乃至每一片刻，都得到了他们的反复吟唱；从而使得他们的诗成为名副其实的时间之诗。范明的《地铁上》就这样描述了她对时间之神的感受：“飞驰/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一首歌还没听完/车门上的指示灯就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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