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李一冰，谁更接近苏东坡？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

●唐山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在《苏东坡新传》的结尾处，李一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这话暗含两层意思：首先，本书体例与普通传记不同，它沿着苏东坡诗文创作展开，并以此阐释苏东坡的生命境界。极言苏东坡的创作，是为这种写法辩护。其次，挑战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因林著中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本书写作初衷之一，便是“觉得林著不够严谨，不符史实的地方颇多”，于是，曾经快活的苏东坡变成了郁闷的苏东坡。那么，两个性格完全不同苏东坡，谁更接近事实？

林语堂为何要写一个快乐的苏东坡

在《苏东坡新传》之前，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犹如难以逾越的高山，直到今天，大多数西方人所理解的苏东坡，依然来自林著。

林著缺点很明显，一是论多述少，且论得肤浅、武断；二是常识性错误太多，如“萧何以智勇在朝敉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黥布曾受封淮南王，后反叛，被刘邦平定；刘长亦被封为淮南王，也曾反叛，可萧何去世时，他才6岁。可见，萧何从没敉平过淮南王之乱），将范仲淹列入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名单（此时范仲淹已去世10多年），大量引用苏洵的《辨奸论》抨击王安石（《辨奸论》应为南宋邵伯温伪托）等。

李一冰批评《苏东坡传》是“写给外国人看的”，确有几分道理，只是未参透林语堂的苦心。《苏东坡传》写于1947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思想界陷入迷茫——理性、良知并未真正阻止集体悲剧的到来，那么，该怎样避免下一次？林语堂给出的“东方解药”是“生活”与“艺术”，通过热爱生活、艺术地生活，化解忙碌、紧张、恐惧、冷漠等现代病。

林语堂刻意将苏东坡写成“快乐的天才”——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不改生活家、创作家、戏谑家的本色。林语堂试图以苏东坡为桥，沟通东西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只有劣根性、守旧的一面，还有智慧、轻松、宽容的一面，这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林语堂将“天人合一”与“捍卫自我”巧妙结合起来，通过把苏东坡包装成现代人，使其赢得了全球的影响力。

李一冰的著作胜在严谨性

林语堂的解读有想当然的成分。在苏东坡的“快乐”中，不乏刻薄，以《郿坞》为例：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郿坞是东汉末军阀董卓的老巢，他平时身穿重甲，在坞里藏了很多钱，有恃无恐，自称英雄，被杀后，脂肪流淌，被人们用来点灯。后一句近虐，颇受后来评家指摘。董卓固然十恶不赦，但虐尸亦属恶行，以此为戏，未免冷酷。

在苏东坡的讽刺中，饱含着士大夫情结，带有居高临下、自高身份的意味。从这点看，苏东坡并非现代人。这也成为苏东坡创作的一个瓶颈，即有才气而少端庄、有佳句而少佳构，正如王国维所说：“苏之自在处，辛（指辛弃疾）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

中国读者看《苏东坡传》，自然有隔靴搔痒之感，李一冰写《苏东坡新传》，至少有几处可圈可点：

首先，对宋代典章制度、时代背景等了解深入。比如苏洵仕途屡屡遇挫，欧阳修全力帮助，却收效甚微，因宋代任官需实习，实习成绩评定，往往受制于具体的部门负责人，抵消了推荐者作用；苏东坡与弟弟科举成功后，均拒绝出仕，因初期只派吏职，易被耽搁，终身难得重任……在《苏东坡新传》中，将这些考证得清清楚楚，相比于《苏东坡传》中，甚至将“乌台诗案”的诗都引错，可谓质的提升。

其次，对王安石变法等，研究更深入：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对王安石变法做了有罪推定，并将失误牵扯到王安石的个性上，殊难服人；李一冰对王安石亦持否定态度，但能较完整地理解变法的逻辑，对司马光与苏东坡的矛盾，做出了更合情理的解释。

其三，从复杂关系的角度去描绘苏东坡：包括苏东坡与弟弟苏辙之间的关系，苏东坡与父亲苏洵的关系，苏东坡与几任妻子的关系，苏东坡与子女的关系等，呈现出立体的苏东坡。书中对苏东坡生活细节的一些描写，如好饮酒却酒量差、不近女色、与佛教和道教的关系等，补足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苏东坡新传》堪称“无一句无来历”，在可信度、严谨性上，确实超越了《苏东坡传》。

“命运如此相似”的误会

那么，为何《苏东坡新传》的影响却不如《苏东坡传》？

当然，“写得好”与“影响大”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后者属传播学研究领域，但不能回避，《苏东坡新传》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大量引用苏东坡的诗，解读水平却不高，给读者以重复之感，并没具体写出这些诗好在哪里，为什么苏东坡才能写出来。林著的解读未必高明，却不惜笔墨，方便读者理解。

其次，材料丰富，辨析却不够。宋人笔记常怀个人目的，真假并存，很难取信。与其去伪存真，倒不如具体去分析，宋人是如何建构苏东坡的，可能更有趣，但李一冰显然缺乏相关意识。

李一冰写《苏东坡新传》，源于他曾入狱4年，其间靠读苏东坡诗自遣，由此产生“都是壮年折翼。而后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他们”“有一种神秘感，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的误会。

其实二人命运不太相似。首先，苏东坡入狱仅130天，远远短于李一冰，且入狱前无征兆。李一冰则早被判刑，只是长期未收监而已。其次，苏东坡入狱前已名满天下，李一冰出狱后很久才成名。其三，苏东坡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与李一冰不同。

在《苏东坡新传》中，李一冰对卖友求荣者的恶骂、对时代背景的解读、对苏东坡困厄的刻画等，均有自况意味。可李一冰所写，究竟是真实的苏东坡呢？还是他理解的苏东坡？或者说，李一冰如何能保证他理解的苏东坡就是真实的？

对比《苏东坡传》和《苏东坡新传》，可能是理解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最佳进路：每代作家都是依据当代经验来写古人，结果历史犹如未来一样，成了人造物。以“理解之同情”为借口，作者与读者都忘掉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镜像，并非事实。

林语堂的高明之处

未能突破镜像幻觉，使《苏东坡新传》只有量的改善，而非质的飞跃。

在《苏东坡新传》中，不乏《苏东坡传》式的误会，比如将苏东坡写成一个极具责任感与智慧的人，可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混淆了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别，说明他的思想并未真正走出中世纪。苏东坡确有很多砥砺人格、关怀民间疾苦的诗歌，但也有戏谑、艳情之作。

林语堂、李一冰的偏颇是相同的：过度相信个人体验，试图在经验层面与历史人物达成共鸣，这相当于戴上有色眼镜，只选有感的材料，放弃无感的材料。所以，一个人塑造出快乐的苏东坡，一个人塑造出悲哀的苏东坡，其实都是借苏东坡的名头，写他们自己。

这意味着，未来或许还会有《苏东坡新新传》之类，具体去揭示：从北宋到南宋，从元朝到近代，随着时代变化，苏东坡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为何后人要不断再阐释，苏东坡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由此则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睿智，单从人物的时代面向看，林语堂的写作显然更靠谱：宋代是史学界所称的“唐宋革命”的关键阶段（仍存争议），传统社会从贵族时代走向平民时代，随着平民阶层崛起，平民精神需要新的英雄，而戏谑的、放松的、有才气的苏东坡恰好最契合人们的需要。

毕竟，苏东坡的一切都是可感知的，他的口腹之欲，他的达观态度，他的小处聪明、大处糊涂，他对生活的热爱……这一切都如此平易近人，所以平民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会重写一次他。《苏东坡传》虽不严谨却抓住了大关节，《苏东坡新传》虽严谨，却未触碰到这一根本。所以，难说后者真正超越前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伟大的写作也需层积而成。理解苏东坡，对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实现近代转型，意义深远。所以，读过《苏东坡传》的读者，不应错过《苏东坡新传》，而后来的有志开新者，尤其不应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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