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百源
一次,一位在某中学任教的朋友带着几位学生到我家做客,说是想听我讲讲过去的经历。我想,青少年都是喜欢听故事的,那么就讲几个与书法有关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是“撞开文学门”。我大学毕业后,接受国家分配,去到云南省从事森林勘察规划工作,单位驻在下关市(现大理市)。1973年,下关市文化馆成立首个文学创作小组,当时通知我单位的青年诗人舒宗范去参加。由于舒正好出差,于是单位领导将开会通知书交给我,嘱我代舒去开会,听听“精神”回来向领导汇报,于是我列席了会议。那次到会的,都是市内各单位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年轻人,唯独我是一个“白丁”。散会后,主持会议的白族著名作家那家伦老师见我面生,嘱我留下姓名、单位地址和联系电话,于是我在一张登记表上填写了。那老师拿起来一看,说:“你的字写得又漂亮又工整,你愿意参加文学创作小组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不过我不懂文学,也没发过作品。那老师说不要紧,不懂就学嘛。于是我成了这个小组的“末位”成员,走上了文学之路。就这样改写了我的命运,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这件事正应合了小说家、出版人蒋一谈的一句话:“时间是瞬间的,而某一个瞬间很可能改变人物的选择和命运。”2015年春,我当年的师兄彭怀仁先生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回报》,记叙了他与我40多年的友情,一开头就讲了我“撞进文学门”这件事,该文刊登在我家乡出版的《梦里水乡·百合文艺》上。
第二个故事是从《抗日战争回忆录》上看来的。作者青年时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奉上级命令要穿越日寇封锁线给在白区的地下党传递重要军事情报。那时的封锁线,莫说是人,连信鸽都飞不过。怎么办呢?按上级安排,由一位少女特工扮作情侣陪伴他。他们穿戴得非常时尚,双双来到城门外布满刺铁丝的第一道关口,立即被一排上了刺刀的日军拦住。一名“兵头”上前,喝令他们把随身带的一个藤箱打开接受搜查,他俩不慌不忙将藤箱打开,只见最上面摆着一封信,信封几个刚劲潇洒的毛笔字,写着“面呈迟田大佐长官亲启”。士兵被这几个字吓住了,立即向军曹做了汇报。军曹走近一看,情知来头不小,心想如果这信是真的,得罪了大佐对自己不利,于是“宁可信其有”,立即示意士兵放行,并嘱士兵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过把守严密的城门。
历史上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上面这件事,体现了刚劲潇洒的一行字,镇住了杀人如麻的凶残日寇。
第三个故事是我的亲历。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年轻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求职时遇到“难关”,要我火速前往“增援”,我立即去了。一看,原来是招工单位鉴于现时年轻人大多缺乏书写能力,字写得太差,要求求职者必须当面亲笔填写求职表格以便验明书写能力。当时求职者很多,场面比较乱。我朋友悄悄地跟我说,让我混在求职人群中帮他填写一下,用我的字帮他过关。我当即对他说,别的事可以帮忙,这样造假的事不可为,拜拜。由于朋友的字写得差,求职终告失败。
有一位名人说过,人有三张脸:一是本身的脸,二是头发,三就是写的字。想想,这一讲法很有道理。古代仕女,是极其注重头发整饰的,《木兰辞》上就有花木兰“当窗理云鬂”的描写。而每个人写的字,其实也代表了一张脸。字写得好,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大加赞赏;相反,有些“明星”,徒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但他(她)的“第三张脸”却叫人不敢恭维,有时应邀题一句词,或给人签名,其字像“离土的蚯蚓”一般,难看极了。因此,我想,每个人的第一张脸和第二张脸,是爹妈给的,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练好书法,将自己的第三张脸“修炼”得漂漂亮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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