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中的异域想象

秋子

突然某一天，鼠疫在阿赫兰市蔓延，城市被封闭和隔离，城市里人的生命随时面临威胁，市民与外界失去联系，亲人、朋友、情侣遭受着离别的苦痛。加缪认为，在荒诞的世界中，反抗才能彰显人的价值，才是唯一出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加缪笔下的人集体与鼠疫对抗，在绝望和荒诞的困境中，担负起拯救生存的责任，体现人类的尊严。

但在有名有姓的反抗者之中，并没有出现阿拉伯人。要知道，小说一开篇就表明阿赫兰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座城市，虽然为法属省省会，但本地居民应以阿拉伯人为主，阿拉伯人却在小说中缺席了，他们成为了一个模糊的群体，也是“失语者”。小说借里厄大夫之笔记录的抗争鼠疫过程中，阿拉伯人似乎毫无作为，除了不断有人死去，并没有任何反抗行为。这是抽空了阿拉伯人只剩下法国人的鼠疫。而反抗者中，有市政府职员、法国来的记者、外来的旅行者，他们组建志愿防疫队，力挽狂澜，拯救了这座城市。

法国学者巴柔曾说过，“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加缪为何这样构思，在这背后又隐藏了他怎样的态度？观加缪另一部代表小说《局外人》，默尔索眼中的阿拉伯人是古怪和暴力的，他在海滩上杀死了一名阿拉伯人，这位阿拉伯人没有名姓，似乎只是一种作为符号的存在，死后也没有人去法庭给他申诉。而这个场景也在《鼠疫》中出现了，“在香烟店里，格朗甚至还目睹了一幕匪夷所思的场景。在一场热闹的谈话中间，老板娘谈到前不久逮捕了一个人，在阿尔及利亚引起轰动。被捕的是一家商贸公司的年轻职员，他在海滩上杀害了一个阿拉伯人。”加缪的小说里，似乎充满了对阿拉伯人“他者”的想象，以及法国人的优越感。

一个人的价值观必然与其自身的经验有关。回望加缪自身的成长历程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加缪对阿拉伯人的态度有迹可循。加缪出生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一方面他属于法国殖民者，以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审视阿拉伯人的处境，另一方面他是殖民者中的贫穷者，了解当地穷困者的生活，又对阿拉伯人有一定的同情。后来他不断接受法国文化教育，认同法国文化，但当他身处巴黎时，又感到自己是异乡者。他在《记事》中又写下，“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仅仅是一片陌生的景物而已，我的内心在此已无所依托。”

在阿尔及利亚，无法寻求精神共鸣，在法国，无法真正融入当地，混杂的身份使加缪一生充满流亡和漂泊感。加缪在小说中对异域的想象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辨识，身份的复杂性以及错位感促成了他在小说中隐藏的对本土与他者文化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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