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谣”中读到记忆读到乡愁

《民谣》王尧 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萧玖（书评人）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的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14岁的少年等待着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游走往返，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相互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可以说，《民谣》谱写了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出时代的波澜壮阔。

故乡是我写作的一粒种子

谈起写作《民谣》的缘起，王尧说：“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

谈及《民谣》的命名，王尧讲了一个故事。在南方一座城市闲逛时，他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他站在演奏者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民歌，这首民歌由《鲜花调》改编而来。王尧在演奏者的旋律中，想起母亲说起的有关这首歌的种种情景。

王尧说，在摇篮曲之外，他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这首歌以及《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这首民歌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他从码头返回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因此，他觉得，当时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应该叫《民谣》。

作为一部小说，《民谣》有其鲜明的叙事脉络。“我奶奶”家族史的断裂和延续；“我外公”奋斗史的建构和解构。这成了《民谣》的基本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生长出了另外两条线索：勇子这一辈以农业和工业为两翼的梦想与实践，王大头等少男少女的庸常和飞扬的生活。

实现了由学者到小说家的

华丽转身

在《民谣》这部小说中，借助考究的作品纹理，丰满的文本枝节，以及极富创造力的写作框架，王尧实现了由学者到小说家的华丽转身。

从小说结构看，《民谣》全书分为四卷和杂篇、外篇，借鉴《庄子》内篇、杂篇、外篇的篇目结构，赋予文本更高的文学延展性和阐释空间。语言风格上，《民谣》既可看作典型的南方写作的范本案例，纡徐宛转中有盎然水意，又将语言肌理摸得透彻入骨，形成绵密雅致的丰厚文本。叙述技巧上，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视角切割，学生到知识分子的多种身份转换，建构文本到解构文本的多维叙述尝试，以具体而微的个人成长史角力波澜壮阔的时代命运，重新探索自我与历史的关系，体现了小说以小搏大的磅礴野心。

在谈及《民谣》的结构时，王尧说：“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2020年，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作为评论家的王尧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命题，引起文学界强烈反响，而《民谣》也可看作是作家王尧对新“小说革命”所做的文学实践。

《民谣》出版后，文学界和评论界都给予这部作品较高的评价，评论家、出版家潘凯雄认为，整部作品，读者就沉浸在“民谣”的缓缓调性中，并且从中读到了记忆，读到了历史、读到了时代、读到了故乡、读到了乡愁、读到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读到了过去与时代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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