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长送外卖，“看见”骑手不只这种方式

日前，北京一位名叫王林的副处长体验了一天外卖骑手的生活，#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引发舆论热议，在围观副处长是如何送外卖的过程中，一个原生态的外卖江湖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如果超时，就要扣60%的送餐费；如果一天中超时3单，第二天就会被“拉黑”，强制暂停跑单一天等等。王林就因为一单迟到了20分钟被扣了送餐费，原本6.6块的送餐费，到手不到2.7块钱。

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源于两个因素，其一，副处长送起了外卖，职务身份和送外卖形成的反差，反差引发的是公众的好奇心：副处长送外卖是玩票作秀还是真的研究调查；其二，是非熟练工的薪酬之低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以往，外卖小哥作为新兴职业，勤快一点便能月入过万，这种印象令人把这份职业当成“累一点但工资高”的新职业，但副处长的真实体验却让人看到更加完整的行业真实生态，对非熟练工来说，平均到每小时大概只能挣3块4毛钱。

对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说，最关注的莫过于外卖离“我”还有多远，而对于服务者来说，骑手可能更在乎时间。只是，骑手对时间的感受更具体，毕竟，每一次超时或每一次意外对骑手而言减少的都是实打实的薪资。这其中，或许有城市道路规划并不合理的红绿灯和路口设置，或许有平台精细化计算的技术模型，如何让外卖小哥更高效地利用时间，如何让平台更人性化地安排时间，相信这番体验过后，副处长会多一分思考。

副处长不能每天都去送外卖，但通过这次亲身送外卖的经历，却能够为行业治理带来全新的思路。体验式研究的好处在于，将自己扔到水里，去体验水温冷不冷，环境好不好，相较于介绍，体验带来的一手经验，将使治理更加能够反映一线劳动者的诉求。毕竟，调查报告和大数据虽然能够反映行业整体的面貌，却无法了解结论背后的人情，了解每一个数值波动背后会产生何种具体的影响和效应。就以时间为例，倘若行业报告上写着，某一季度，配送时间平均提升10分钟，带来消费者好评率上升5%，从面上看，当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治理者真的送过外卖，做过骑手，可能会多问一句，这10分钟有没有增多骑手的交通事故率，骑手的薪资有没有一定提升，骑手对配送时间减少的评价如何……

副处长的体验意味着工作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会让其他治理者思量要不要接受变化，尤其是，外界好评越多，越会让循规蹈矩者感到压力。比如新华社提出，不仅是要亲身体验外卖小哥，也期待更多党政干部走出办公室去体验一下滴滴司机、种粮农民、养殖大户等工作。应当说，压力未必是一件坏事。多了解基层一线真实生态，审慎用权，精准施策。拿出更多行动更多办法，去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推动治理方式的转型，从而让政策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这种体验式研究还建立了行业内的联系，倾听了业内声音。副处长的师傅高治晓说，他的梦想是打造“骑手之家”，借此表达骑手们的诉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外卖生态中，除了要听政府怎么治理、平台怎么表态、消费者如何评价，更要听到骑手秉持何种声音。要看到，在四方关系中，骑手为自身争取劳动者应得权益的力量相对较弱，或被困在政策里，或被困在系统里，因此，才需要一个“家”来消弭沟通地位上的不平等，渠道上的不通畅，在各方利益取得的平衡中增加劳动者的声音，达到骑手与外界的双向沟通，让劳动者更加能够享受到行业发展的红利。

副处长送外卖，让顾客收到了食物，更让围观者看到了外卖生态。行业如何能变得更好，答案可谓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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