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着读书、打伞睡觉、八百人从军 西南联大的真实生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战局急转直下，长沙也不再安全。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往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学校师生分几路入滇。其中一路200余人步行横穿湘黔滇三省，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忍痛吃淡菜、睡觉要打伞
一路西行至当年四月末，200多名师生抵达昆明。全程随团步行的闻一多当时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
但事实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闻一多后来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也坦言，“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饭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这正应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这些校舍非但不是大楼，甚至可称是简陋了。即便是1939年落成的“新校舍”，条件也极为有限。
有学生在一篇名为《我住在新校舍》的回忆中写道：
虽然“每年都要修补一次”，但这样的校舍“一碰上倾盆大雨，半夜里床上就可能成为泽国”。“油布、脸盆都成为防御工具，打伞睡觉的事，也并不稀奇。”
图书馆座位要靠抢
虽然图书馆的条件并不比校舍好多少，阴雨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但当时“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排队预约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长”。
从流传至今的回忆文章来看，当时学生去图书馆堪比现今的“春运”。“图书馆是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天未黑，馆外便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 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或是手指头挤破了。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那时，自修是天经地义……”
而无处读书的学生只好到附近的茶馆去看书。李政道曾回忆，“钱很便宜，老板娘给你放上水，再在炉子上坐上壶，就悄然而去，不打扰你看书。一坐就是一天，也没有人来赶你走”。
八百余人从军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本为后方的云南成了前线。一时间，昆明也开始遭到日军空袭。
1941年，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当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此次共征调70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又有400余人应征。
而事实上，此前西南联大已有一次“从军潮”。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就有295人申请参加抗战工作。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是年，200多位联大同学报名参军，到青年军二〇七师炮一营入伍。当年11月，西南联大理学院、工学院又有14位同学考取了青年军征集的空军甲种领航兵种。这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的第三次“从军潮”。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统计，西南联大中有“从军旅者八百余人”。不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次年5-7月，联大学生分批乘卡车离开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使命宣告结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迄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为止，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据《今晚报》宋宇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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