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十讲：第一讲绪论（下）

来源:河源日报 2019-03-16 14:53 http://www.kcqsx.com/

■司雁人

第三节王阳明做到了什么

阳明认为，在“保瑾”还是“倒瑾”问题上，焦芳抛却心里知道的“是非对错”，而采取“对自己有利没利”的知行背离的认识和动作，是失去人间良知的行为。

王阳明谪黔，在龙场驿站祭出了“心即理”的心学口号，在贵阳书院讲学时将其平移转换为“知行合一”。平赣闽粤湘边民乱，有“心中贼”概念之生发。平宁王朱宸濠之叛，确立“致良知”之教。回到绍兴讲学，又揭“满街都是圣人”之憧憬。这就是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概念链条。

“心即理”“知行合一”“心中贼”“致良知”“满街都是圣人”，乃匡时济世之学，均可称为阳明心学教言，但作为一门学说来讨论，我们这里多称其为概念。

“心即理”“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础性概念，“致良知”是最高级概念。“心中贼”这个连接性概念，是前面两个基础性概念的言说对象，后面最高级概念是解决“心中贼”的对治方法。

“满街都是圣人”是阳明心学的目的性概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满街都是圣人”，从而解决“满街都是小人”的问题。这就是阳明心学的逻辑归宿。

王阳明认为，求官、做官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是有没有为君子之官的心。他将自己讲学的终极目的归结为立志，立“为君子不为小人”之志。立志必须包含社会道德层面的要求，不能一味鼓吹个人成功。

阳明主要是希望朝廷官员能够通过心学修身，成为没有道德瑕疵的人，处事则“明月堂前清风飒飒”，为人则“耿耿心光被于四表”①。在阳明看来，以特别有道德上要求的儒学出身的官员，日所孜孜者，应该惟在研求安民之道，件件事情必为治国安民计，而不是千方百计谋取个人私利。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阳明要求官员要为大人不为小人，把国家的事情、别人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家的事情，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日本里见常次郎就说“阳明欲矫正天下之人心，使人养成完全之人格，其根本思想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他还说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仅要求普通人“培完全之人格，锻善良之品性”，更主要的是：官员以之为轨，教育以之为旨，学生以之为标，各尽其分，“以世道人心为有形的锻冶”，然后就大同世界、太平人间、国泰民安了。

阳明心学看似修养身心、磨练人格的学问，实则救世良方，其目的就是要拯救人心于水火之中，除去弊害，重建秩序社会，重铸良善人格。重建秩序社会主要是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局面，重铸良善人格即通过致良知使治理国家（任职政府）的官员养成君子之浩然之气。杜维明即说，阳明心学所体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在权势和金钱之中开拓出一条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康庄大道。②

阳明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洞察当时世相的思想家。杨正显指出，在明代中期，“不论是从"觉君"或是"觉民"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良知说"与"知行合一"等学说，都是当时的一大警钟，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自身的"心"拥有做主的能力，能够知是知非”。思想要能指明当代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之道，这个思想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阳明历经百死千难所得出的“良知说”，正是这样的思想。③

如上所述，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像孔子的《论语》一样，是培养品德的教材，帮助人完善道德。吕思勉④说：“阳明之学，进德极其勇猛，勘察极其深切。”⑤冈田武彦说，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⑥。中江藤树说：“心学为由凡夫至圣之道。”⑦

人有贤愚邪正之分，事有善恶是非之论，如何去除邪僻之心？阳明指出，“圣人可学而至”——不学习修行，不足以提升心性明辨事理。学什么？“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的说法太高大上，容易让人无法企及甚至望而却步，所以我们这里常说“好人”。

阳明告诫他在北京当官的弟子们，必须先医自己的病痛，才能治疗国家的病痛，所以必须时时致良知，去私欲。

王阳明的教育成效怎么样呢？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进京入觐，与湛若水、黄绾三人在北京大兴隆寺会讲，京师中下级官员乃至有些高级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各地举子，纷纷前往听讲。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为吏部主事，同僚方献夫时为吏部郎中，位在阳明之上，听了阳明讲课，深自感悔，遂纳礼拜师。⑧

正德八年(1513)十月，阳明到滁州上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为兵部分支机构，专掌马政。《年谱》记载当时讲学盛况说：“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瑯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

正德九年（1514）四月，阳明迁升亦属闲曹的南京鸿胪寺卿掌管宾客仪节，从滁州去南京，诸友送到乌衣渡仍不肯离去，又送至江浦，时已傍晚，就住下来，第二天目送先生过江。就在这一年，薛侃在南京入阳明门下，从学三年，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后，复从先生于赣州三年。

嘉靖初，阳明居越守制赋闲期间，是王学大盛之时，四方来学者日众。至嘉靖二年（1523）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⑨。绍兴已成为讲学中心，常年不散的有三四百人。为了讲学方便，王门功臣、绍兴知府南大吉（字元善）以官方名义，在嘉靖三年（1524）复建稽山书院，增建明德堂、尊经阁，仍是容不下日渐增多的求学者。嘉靖四年（1525）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祖墓，在龙泉寺中天阁确立会讲制度，使讲学制度化、日常化。十月，弟子们又在绍兴城西门内筹建了私立阳明书院。阳明每开讲座，环坐听者常不下数百人，学生每听讲出门，无不跳跃称快。当时，求学者摩肩接踵，阳明迎来送往，月无虚日，致使许多人到了一年多还记不住名字，每当临别，常感慨地说：“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⑩《明史》卷二三一载，在王阳明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阳明带动了当时社会的讲学风气。

聂豹，江西永丰人，后因徙家双溪（今浙江余杭境内）而自号双江，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王阳明在江西时，他从远处遥望过一次，后到山阴问过学，并有书信来往，但没入王门。阳明死后四年，在苏州刻印先生两封论学书信，后悔当时没拜师，设香案对木牌磕头告师称门生，请当时刚好来苏州的钱德洪、王畿二人为证。汪尚宁（汪周潭）始未信王学，及提督南赣，亲见阳明遗政，乃顿悟，称相见阳明于梦中，谒阳明祠称弟子，并写信给钱德洪、王畿以为证。这种师已逝还拜师的举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之深得人心。

嘉靖五年（1526），弟子刘邦采在安福首创惜阴会，每隔一月聚讲五日，不到一年，参会学者已经百数，而后日益发展。

嘉靖六年（1527）十月，阳明出征广西路过南浦驿（属南昌府），父老军民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轿子无法通行，竟被人们从头顶上传到了都司衙门。阳明深为感动，命父老军民就谒，百姓从东门进西门出，有不舍者，出且复入，从上午辰时到下午未时，仍是川流不息。直到接见完了百姓，才举行当地官员常规的迎送仪式。第二天到文庙（学宫）明伦堂讲《大学》，“诸生屏拥，多不得闻”，听者如云，许多人什么也听不见，只是为了感受那种气氛。

阳明殁后，门人之中，有的已是内阁大学士，更多的是各部曹官员。嘉靖九年（1530）五月，薛侃等在杭州天真山建起了可容纳一百多人住宿的天真书院，以宣传王学。嘉靖十一年（1532），大学士方献夫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四十余人，定期在庆寿山房聚会，共倡师学。嘉靖十二年（1533），国子监司业欧阳德与同门或聚会于南京僧寺，或开讲于南京国子监，王学信徒闻风而至。嘉靖十三年（1534），邹守益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与刘邦采、刘文敏等在安福建复古、复真、连山书院，合原来的惜阴会为四乡会传布王学，春秋二季，则一齐往吉安青原山举行大会。王艮在泰州及江北广大地区聚众讲学，硬是创出了一个泰州学派。嘉靖三十二三年间，阳明的再传弟子、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大学士职务之便，与欧阳德、聂豹等人讲会于北京灵济宫，王门弟子上千人齐集北京，声势浩大。绍兴的阳明书院，在阳明死后仍有许多学生来居，依依不忍去，巡按御史周汝员加建阳明先生祠，供人们永久瞻仰。嘉靖末期，王学已风行天下。顾宪成曾描述明朝后期王阳明的影响说：“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

内阁首辅徐阶的政治影响力，对王学广泛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诏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赠谥而未得者”，显然是作为首辅与顾命大臣的徐阶的意思。于是多名廷臣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勋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礼二部会议，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在“廷臣多颂其功”的情况下，王阳明被“诏赠新建侯，谥文成”，第二年又“予世袭伯爵”。隆庆二年（1568），明穆宗在所颁铁券文书中评价说：“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重得朝廷恤典，标志着王学得到了官方认可。

到万历十二年（1584），在皇帝亲自过问和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坚持下，阳明的牌位被搬进孔庙从祀，成为明代钦定的四位大儒之一。万历皇帝说：“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孔庙从祀，说明官方已正式承认王阳明学术思想在儒学中的合法地位，王学自此得以合法化和公开化。

国家需要的就是像王阳明这样脚踏实地，这样有真才实学，这样有抱负有作为，这样能安民立政的真儒。入祀孔庙，就是举世公认的圣人。

王阳明的思想理论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主要是得力于当时国家社会的需要，因为他思想立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国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重新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现在研究阳明心学以致传习者众多，主要反映了当前官场及社会状况与阳明所处时代相似度很大，大家想通过发扬阳明心学宗旨而“补偏救弊”，这就是我们重视阳明心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以下我们将按照心即理、知行合一、破心中贼、致良知、事上磨练、拔本塞源、无善无恶、明德亲民、满街都是圣人，这些阳明心学概念的逻辑结构，依次讲述其内在奥义。

注释

①里见常次郎《阳明与禅·序》，户水宽人识。转引自冯友兰等著《知行合一：国学大师讲透阳明心学》，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2017年5月第2次印刷。以下均指该版本。

②参见杜维明《阳明文化节开幕式致词》，1999年10月13日。

③参见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前言》。

④吕思勉(1884—1957)，江苏常州人，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⑤吕思勉《阳明之学》。转引自冯友兰等著《知行合一：国学大师讲透阳明心学》。

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前言》。

⑦转引自汤恩佳《弘扬“致良知”说的精华——阳明文化节开幕致词》，1999年10月14日。

⑧《年谱一》：“是年（正德六年）僚友方献夫受学。献夫时为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闻论学，深自感悔，遂执贽事以师礼。”

⑨《传习录下·黄省曾录》，钱德洪附注。

⑩《黄省曾录》，钱德洪附注。

《日新书院记》。《顾端文公遗书·泾皋藏稿》。

《年谱附录一》。

《明史·王守仁传》。

另三位是薛瑄、胡居仁和陈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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