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海子， 是读懂当代诗的试金石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姜涛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 古冈
诗人海子渐成一个传奇，同时，对他的争议日益加剧。可能有人会问，有什么样的争议？为什么诗歌爱好者和诗歌行家，对海子的看法有所差异？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涉及到这类疑问，书中有篇文章就是写海子的，笔者是此书责编，在编校过程中，恰恰对这篇倍感兴趣。究其缘由，就是想看看，作者姜涛到底会怎样评判这个通俗的话题。
姜涛明白海子传奇还在不断发酵，“但对于大多数成熟的诗歌作者而言，海子不再是写作的一个前提了”，这可看出作者的基本判断，再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普通读者或许不会这么想，海子写得这么优美深刻，你们现在的诗，佶屈聱牙，看也看不懂，无非圈内人自我欣赏罢了。
这样的想法很正常，要是通读了此书，还是固守这样的偏见，就匪夷所思了。
姜涛的判断是：“他们不会像海子那样考虑问题、感受世界，他们面对的情感和经验，要局促得多，也要复杂得多，需要不断发明更多样的语言方式，才能予以有限的说明。”
问题来了，海子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成熟的诗人又有何区别？
姜涛承认，自己也曾是海子的狂热信徒，文章里，他生动地回忆诗人西川作的海子讲座，是如何让他心醉神迷。后来才悟到海子，“无意中调动了许多语言方式，也调动了我们潜在的情感”，这或许是海子诗歌广为流传的缘由。作者并未进一步明说，“我们潜在的情感”，会不会是滞后的，被各种启蒙教育培植出来的一种条件反射。
海子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多地具有文化性，包括借用西洋古典神话资源，尤其长诗，往往气势磅礴，喜用抽象的大词，力图处理古往今来的永恒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宏观叙事贯穿始终，姜涛对这种调动“文化”因素的方法，有所保留。
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年轻诗人范雪致敬海子的诗句：“这些天我在问我我想也问你/为什么你在诗里写到那么多的葬送/就好像只有那些终极才是你的疑惑/就好像尘世的困境你竟无须管理。”尘世的困境，是否无须顾及？对所谓纯诗的观念而言，确实是个软肋，范雪让我们更关注诗歌的另一维度，那就是我们的日常境遇，这种审视角度，不正是最真实的吗？
文学爱好者口口声声说一部好作品，要写真情实感，或许他们的真实，是从小启蒙读物塑造出来的唯美倾向，忽视“尘世的困境”的真实，无异于空中楼阁。
姜涛在文中强调，“相对"面朝大海"的精神幻象，立足"尘世"的提问，不完全是世俗主义的”，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一以贯之的缜密，立足“尘世”的同时，要警惕坠入世俗主义。这倒提醒我们，眼下各种自媒体诗歌层出不穷，特别是口语化风格泛滥，以为越俗越真诚，能否关注当下真实感受的同时，避免流俗和玩世不恭，这是必须兼顾的尺度。
本书收入近二十篇文章，重点当然不是海子作品，作者的思考更为精深远大。写好诗的困境在何处，以及未来写诗的可能性怎样。这些问题意识，顺带让我们看到，成熟诗人处理情感和经验，会怎样有别于海子。
成熟诗人不会囿于情感的表达，他们拓展视域，把个人感受放置于历史和社会语境，这涉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运用。作者洞察到，这时得注意“稗史”的倾向。长诗中，此流弊尤为突出。对成熟的诗人，这篇文章会愈加受用，可能之前想都没想到，可以如此思考诗歌。
写抒情诗只是启蒙阶段，年龄成熟了再写，很难写好不说，假若没有拓展的意识，只会固步自封，写出的无非陈芝麻烂谷子，走不了多远。就算有了处理历史的意识，也不等于自动就具有诗意，所谓“稗史”和“逸乐”的习性，看似颠覆传承的禁锢，不免落入另一个陷阱。
作者推崇的诗歌创作，不但要具有“形式上的奇崛实验”，对于“语言背后的伦理、政治思考”，也得兼备。当然这个要求特别高，仅有少部分人能够胜任。这就回到文中开头，“需要不断发明更多样的语言方式”，否则，写出来的只是历史的图解，在当代诗的层面上，还不能真正地成立。关键在于，想象历史，绝非一种“高级的心智游戏，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能力”，最后作者判断，或许只有回到“现实的腹地”，才不失为一种路径。
此文和这本著作里的其他文章一样，读者只有仔细辨析和反复咀嚼，方可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包括隐晦的批评和透彻的洞察。说白了，要诗歌写得更上一层楼，读此文便是最佳途径，它会让我们“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成熟的诗人不同于海子，还在于同样面对乡村主题，海子会铺放一层金黄的光芒，但年轻诗人余旸反而立足于窘迫的处境，生发一种硬朗，颇具思辨的诗意。此书第一篇就是分析他的诗集《还乡》。余旸在诗集后记里，声称要掐灭所有缠绕的电线，不理睬头上的“诗歌鸟儿”。
对普通读者来说，头上的“诗歌鸟儿”，无非就是停在海景房窗口，眺望着“春暖花开”的那一只，只有具备了这种反省意识，才能理解诗人余旸他们的用意和雄心。姜涛看到他要自觉进入一个“狭窄的有限领域”，一反海子以降，包括朦胧派的宏大叙事。
比如余旸的一首诗，题目就叫《清远乡改革记》，直接切入当代农村的现实情景，用看似缺乏诗意的语句和叙述方式，避开流俗的空洞表态，拓展了当代诗的幅度。姜涛在文中，把这种创造性的尝试，和卞之琳《慰劳信集》的互文性勾连，作了深度细致的剖析。
整本书中，作者似乎信手拈来的警句发人深省，例如“风格化的真挚内省，并不总是那么有趣，甚至会妨碍诗歌自我的进一步壮大，成长”，何谓“风格化的真挚”？习诗的朋友不妨自问，评判诗的标准，是不是动辄就用是否写出最真挚的感觉，这种不假思索的习惯性思维来主导？这对诗歌的理解和写作都是一种妨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受浪漫主义诗学影响，诗人有意无意地践行雪莱的憧憬：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姜涛对此敏锐地指出，“自我戏剧化、英雄化，其实对心灵有封闭的作用，也会使诗歌的成年永远耽搁下去”，我们身边不乏这样老愤青似的人物，无意识地“自我戏剧化、英雄化”。看上去他们一腔热血，饱读经书，由于不得法，永远处于文学的幼年期。
姜涛谈及哑石曾提醒中国诗人，应多考虑使用汉语的“在地性”问题，不必绕远先去思考东欧诗人（如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思考的问题。无独有偶，姜涛的警句，对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那种脱离文脉和情境的翻译和阅读，不是最好的方式，不能准确了解他人不说，可能还耽搁了自己”。
姜涛对海子语言的创作力还是倍加推崇，但如何理解当代诗，是另一码事。从这个层面上，无论是读诗，还是写诗，这都是一本受益匪浅，值得反复揣摩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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