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民国布业轶事

民国时期，永安公司附设于香港的维新织造厂。摄于1949年的孙文西路，两边的布匹店铺“协兴疋头”“真光丝绸疋头”招牌特别明显。1947年4月21日，中榄楼第三号永源行五记司理李永呈给小榄商会的函。1947年4月29日，小榄商会给永源行司理李永的批复函。1947年5月21日，中山县石岐镇丝绸呢布商业同业公会写的提议书。□ 陈琳琳

图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清末民初，香山县经营布匹的店铺称为“苏杭铺”，似乎是为了唤起顾客对丝绸的联想，高端外来品总能刺激购买的欲望。其实，这些售卖的布匹主要还是来自于本县农户织造或者外地采购的土布。当时的香山本土织造业已成为重要的工业组成部分之一，像谷都大布村还有机器织布厂。据《香山县乡土志》卷九《实业》篇记载：“工业之素有名者，如东乡牛起湾、濠头、陵冈、窈窕诸村之夏布，南蓢乡之棉布……颇多输出。”可见，本县出产的布匹不仅自销，满足本地店铺货源需求，还有多余的产品外销他邑。

民国时期，身体的解放，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体现在了对服饰多样的需求上，人们的穿着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紧跟国内市场的潮流，中山布匹市场也随之变得繁荣丰富：有苏杭的丝绸、上海的申庄棉布，因毗邻港、澳，甚至还颇多外国进口的洋布料。据《中山市志》记载，石岐镇的布匹门店在抗战前已发展至50家，土布洋布品种繁多，有花布、竹纱、斜布、大成蓝、大成灰、骡仔布、绫罗绸缎、白布、土帛，还有新品种阴丹士林、呢、绒等。

中山沦陷期间，各行业受到不小的冲击，石岐镇内的手工作坊相继停业，规模较小的布匹店也难以为继。一些大的布匹商户，则利用战争期间各地物资需求的不对等，通过走私棉布获取暴利。抗战胜利后，中山的纺织工厂和布匹商店陆续得以复业，并在几年间得到恢复。其时，中山管理布匹经营的组织叫“丝绸呢布同业公会”，从1946年到中山解放初期，该会统计的会员店达70户，从业人员近500人，店铺大部分设在太平路的沙岗墟和孙文西路。

馆藏两份档案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布匹店在买卖货物时所遇到的困难。1947年4月21日，小榄商会收到一份来自中榄楼第三号永源行五记司理李永的呈件，函中提到，永源行从广州买了一批土布，共计9件185匹，4月16日通过中山渡船运至小榄，17日计划通过大安货船再运往大涌圩售卖给利昌疋（同“匹”）头店，不曾想还未起运，货物就被巡逻至此地的江门洋关缉私船扣押了，并与货船一同被拖往了江门洋关。经多方证明，这批布匹确无走私性质。现在利昌疋头店要前往洋关领回货物，需要小榄商会出具证明，证实这批布匹确实是由永源行售卖给利昌疋头店的。

1947年4月29日，小榄商会给永源行司理李永出具了相应的证明函。不过最终是否领回货物，我们不得而知。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江门洋关缉私船这么轻易就可以扣押下货物？另一份档案多少为我们解答了疑惑。

1947年5月21日，中山县石岐镇丝绸呢布商业同业公会写了一份提议书。从书中内容得知，原来当时财政部和粤海关税务司规定，由广州运销至石岐、东莞等20多个市镇的11种商品，海关要征收货价的30%作为保证金（关税按金），这些商品中就包括了布匹。商家要将商品运至销售地，由当地商会开具证明确非走私货物之后，方能领回这笔保证金。其实，海关征收保证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些商人逃税走私出口。但是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却损害了正常运销商户的利益。石岐镇丝绸呢布商业同业公会的这份提议书，就是呈请取消这一规定的。

提议书陈述了几项理由，大概如下：首先，石岐属内地，商号在广州市所购买的土布，经轮渡载运，并无途经外国或港澳区域，而且这些土布是供应石岐本镇市民零购所需，无缴纳关税按金之理；其次，领回按金的手续非常麻烦，时间拖延，等于直接冻结了布商的一部分资本，间接增加了货物成本，刺激布价上涨，也影响了民众的购买；再者，预防走私，应当由缉私机构加强防范，不该采用这种方式解决。当然，这不过是一份提议书，并非最终通过的议案。石岐也只是纳入征收保证金的20多个市镇之一，单方面的努力可能收效甚微。

由档案所见的这两起事件，可知抗战时期，政府无暇顾及，无法进行全面的管控，临近港澳城市布匹走私的泛滥，大的布匹商因此谋利甚多。战后，社会经济逐步复苏，但极端的管控方式激发了更多的矛盾，也让民国中山布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商户经营实属不易。可见，战争给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创伤，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平复。

注：本文参考资料来源于《中山市志》（前281-1995）《香山县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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