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募捐艺术

张伯苓像。资料图

张伯苓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能找钱”，包括募捐和争取政府公款补助。有人看到他经常能募捐回钱来，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这没什么，瞅准了，一抓就是一把。这句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他艰辛的募捐经历和高超的募捐艺术。

张伯苓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当有人把巨款捐给你办教育，你不能仅仅以“造福桑梓”、“施教广惠”等简单词语回复了之。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报捐款人？当时一般私立学校的回报方法是以捐款者的名、号命名建筑物；向政府申请给予褒奖；立碑、入地方志、国史册等。张伯苓也不例外，南开校园里有许多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瑞廷堂、思源堂、受彤楼、秀山堂等。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张伯苓纂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对曾向南开捐款的人一一念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校体系。

看似巧合，实为精心安排

在早期，由于南开主要创办人严修的关系，在任官员向南开捐款十分普遍，那时回报捐款人是由严修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后，严修因病难以顾及，张伯苓逐步接过这个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张伯苓对捐款人的回报也适应这种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的回报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吴鼎昌曾任中国银行监督、财政部次长，是一位财阀。他对南开教育有所了解，对张伯苓十分钦佩。吴曾向南开捐款，并发起“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对贫寒学生给予资助。张一直在设法给予恰当回报。不久，吴从政，每次因公事路过天津，张只要在津，总是在木斋图书馆设宴致谢，做陪的就是那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是很好的感谢方式。当吴看到由自己资助的学生向自己述说学业的进步、未来的打算时，感到十分欣慰，超过张伯苓百句感谢的话。这促使吴更加对南开予以关心和支持。

张学良曾多次捐助南开，还在公款补助上给予照顾。张伯苓创办“东北研究会”，得到张学良的赞许和大力支持。1928年冬，张伯苓赴美募捐，路过沈阳时，与张学良会见。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躯，远渡重洋，投身教育救国，少帅深受感动，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分10年付清，第一笔两万当即交付。张伯苓对此十分感激。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伯苓给予大力支持，派他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1930年该校发生纠纷，张学良任命年仅30岁的宁恩承为校长。宁恩承恐自己太年轻，不敢担承，从东北赶回天津请教老校长。张伯苓给予宁坚决支持，还多次亲赴沈阳指导，又派出南开主管后勤的专家到沈阳帮助解决问题，不久，东北大学校园里“电灯亮了，马路平了，水沟通了，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教授们的抱怨少了。一年中节省经费20多万元”。可是张伯苓出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不接受一分钱的报酬，连多次往返的路费也自己负担。这成为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佳话。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了解后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无虑后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让人因“我是捐款人”而自豪

每当南开举行各种活动，张伯苓都邀请一些捐款人前来参加。如开学典礼、校庆日、毕业典礼、新校舍落成仪式等，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请他们参观校园，了解南开的新变化，为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向学生发表讲演。当来宾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步入社会，与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学生交谈，听到学生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时，他们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劳，因为“我是捐款人”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多次捐助南开。值得注意的是，徐是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17年，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时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的，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

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当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他的一个弟弟，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写道：“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发挥。

南开捐款人、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下野后移居天津。1926年，张伯苓致函靳云鹏，请其参加南开建校22周年纪念活动及南开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礼。对于像靳这样的人物，下野后自然有所惆怅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开这样著名的学府还没有忘记他，请他参加庆祝活动，自然是感受深刻。

真情回报感动捐款人

1920年，曾多次捐助南开的“天津老乡”、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杀。李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这对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来说，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经济支持，也带动其他有识之士，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许多人对南开的资助。

1921年南开大学收到李纯遗嘱的10万银元，以及不能兑现的200多万元“九六公债”（折合约50万银元）。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以此款立即兴建一座礼堂，为纪念李纯，命名为“秀山堂”（李纯字秀山），还在堂前立李纯铜像。每年在李纯忌日时，校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故旧部下等前来铜像前致祭。致祭后，宴请座谈，缅怀其捐款兴学事迹，畅谈南开发展前景。天津各报竞相刊载，传为佳话。

化学家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都与南开有密切关系。范源濂出掌教育部后，对南开尽力襄助，参与南开大学的创办，还出任南开董事会董事长。范源濂去世后，南开大学在“秀山堂”举行追悼大会，张致悼词。范旭东曾多次向南开捐款。抗战爆发，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向西南迁移，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员拥挤，房舍十分困难。范旭东和他的“久大”“永利”企业迁到重庆后，正为房舍发愁时，张伯苓力邀范暂居“津南村”，并早已将最好的房子腾了出来，范旭东十分感激。范去世后，葬礼就是在“津南村”由张与“久大”企业共同主持的。

陈芝琴早年家资富有，他不但多次向南开捐款，而且还对其他公益事业给予资助，受到各界的尊敬，与张伯苓结为笃友。抗战胜利后，张回到天津，得知陈芝琴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为名非法侵占，非常气愤，立即致函他的学生、天津市长杜建时，说陈芝琴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南开就有多幢陈捐建的“芝琴楼”，其人可敬可佩。经过抗战时期，其产业衰落，目前“仅供鬻粥”。张请求杜市长“给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会中传出，无不对张深表敬意。

同年9月，陈芝琴去世，张非常悲痛，经常向同人念及。他在写给胞弟的信中说：“前为芝琴先生送殓哭泣之后，为风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经医用盘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见他对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合理使用捐款，不遗余力褒扬

如何合理、高效使用捐款，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事，更是涉及到捐款人的愿望和社会舆论。如果有人捐5万元建一座校舍，而建成后仅价值3万，捐款人自然不会满意，社会舆论必有反映，下回募捐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则必然受到赞扬。所以，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

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两个儿子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受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2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南开大学创办后，卢慷慨捐巨资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后，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引路人围观，壮大捐资兴学光荣的声势，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批准，由教育部颁发一等奖状。转到南开学校后，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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