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95后，怎么破？

□郑渝川

这两年，随着95后（1995年及之后出生的人）进入职场，一些媒体报道开始出现了吐槽95后“难管”、“看不懂”、“做事离谱”的声音。95后似乎并不认同之前被认定为职场定律的观念、潜规则，比如不愿意牺牲个人时间来加班，不接受根据工作资历和职位划分出的职场等级；他们更愿意接受协作，希望获得更多的自我行动空间，而排斥命令；更愿意将职场工作跟个人生活截然分开，他们的朋友圈常常与工作伙伴是几乎全然隔绝的。

95后的这些特征，对于经营管理的许多经验构成了强有力的颠覆挑战。对此，许多企业中的经营者表现出很强的排斥——如果说，作为老板和领导，因为不认同95后的特征，所以尽可能避免雇佣95后（这种做法的代价很大）员工，还是可以做到的，但企业是无法挑选消费者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到了95后渐渐成为消费力量的时代。

“全球企业研究者先锋”之一、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托马斯·科洛波洛斯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商业和趋势研究，关注95后圈层对于商业未来的决定性影响。科洛波洛斯在与丹·克尔德森合著的《圈层效应：理解消费主力95后的商业逻辑》（中信出版集团）一书中指出，企业无法扭转或改变95后对这个世界运作方式的期待，所以要反过来去认知他们的行为和态度模式，确保自己不落伍、保持竞争力。

95后，成长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普及的时代，因而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基于新技术的交流观念。他们对于互联网连接、影响力、专利权、失败、不确定性等的理解，几乎全然不同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们。比如，互联网连接、社交链接，在1995年之前出生的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基于购买而实现的“权益”，而95后的认知中，那就是必不可少的权利，理应人人享有。他们并不讳言失败，甚至渴求尽早地通过失败而学习提升。95后还相当关心技术简化，因为新技术也被他们理解为权利，而不是经由专利壁垒和技术操作手册封闭、封锁起来的高端用品。

《圈层效应》提出了95后圈层效应的六大效应。能否理解这六大效应，关系着企业能否更好地与95后共处，决定着企业能否与作为消费者、员工、社区密切关系人、公众的95后建立良性关系：

第一，年龄包容性。95后的成长阶段，也是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先后步入老龄化的阶段。这个时代，年轻人相比过去更少，因为劳动力缺乏而使得许多老年人已经不再“退休”。因此，当下以至未来，企业将首次出现较大年龄跨度的员工组合，即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的员工，与20岁出头的小年轻，还有其他年龄层次的员工一起工作的现象。

第二，适应在线化。人们之间不断建立起来的超链接、智能设备的大量使用，以及因此造成的彼此关系的复杂化、多变性。尤其是物联网技术的加速迭代革新，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于现有的生活和商务活动方式带来剧烈影响。

作者为企业适应在线化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那就是“逆向导师制”，就是改变商业领域由资深员工、专家和领导辅导新员工的方式，改由具有活力的95后扮演导师，为经验丰富的更大年龄员工提供指导。

第三，低技术门槛。技术是有用的，也应该有用、被所有人使用——在95后的观念中，技术必须具有可用性和易用性。

第四，要意识到财富影响力的下降。财富的力量很容易理解和辨识，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仅有财富，就不足以带来影响力，更不要说亲和力和可信度。95后更适用于西奥迪尼所说的影响力法则，认同互惠原则、言行一致原则、社会认同原则、好感原则。

第五，十分在意文化跨界。95后关心世界的重要聚焦点，就是希望教育差距被弥合，新技术能够创造更多诸如“慕课”的文化平台，带动教育、文化优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这其中，其实也不乏商业运作的空间和机会。

第六，具有全新的创意思维，希望打破障碍，获取捷径，突破现有体系约束。95后相比其他年龄层次的人们来说，无疑更加踊跃投身于创业，哪怕是规模有限的“微创业”——但他们不打算像过去的创业者那样筹资，而是力图获得更为便捷的筹资支持。

95后不认同现有的专利权制度。相对于“著作权”，他们更希望允许使用者自由使用、散布、修改原有创意、技术、创新成果，但为此产生的衍生品成果必须以同样的授权方式回馈社会。特斯拉公司的创立者埃隆·马斯克已经意识到了年轻一代的这种全新观念，因而较早地起到了引领作用，率先开源了该公司的技术专利，因而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公司拥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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