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分析也在案件中立功

1977年10月“世界尽头谋杀案”发生时，洛娜·道森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宿舍里学习，她正在攻读地质学学位。当时道森还是一个乡下姑娘，刚到城市不久。“这是我第一次离家，”道森说，这起案件让她“不敢外出”。

尽管在全英国展开追捕，但警察仍然无法找到凶手。也正是这起案件，激发了道森对对正义的追寻。如今，在位于亚伯丁的詹姆斯·赫顿研究所，她掌管着全球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法医土壤科学的实验室之一。而在过去十年，道森参与了全球70多起案件的取证。其中就包括“世界尽头谋杀案”。

在“世界尽头谋杀案”发生时，土壤很少被用作证据，而且相关技术“非常初级”。但时至今日，土壤证据经常被用来推翻不在场证明，并且揭示文物起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道森，因为是她改进了土壤取证所使用的方法，并且孜孜不倦地向其他人推广该技术。

“道森在推动全球法医地质科学新的复兴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美国加州司法部河滨郡犯罪实验室退休的斯塔姆表示。目前，道森正参与一项国际合作，开发利用基因描绘微生物群落的方法。

取证工作激发好奇心

其实，法医土壤科学已有近150年的历史。1856年，德国警察利用砂土侦破一起案件。30年后，阿瑟·柯南·道尔在他的第一本夏洛克·福尔摩斯谜案小说——《血字的研究》中提到了土壤的法医潜力。在故事中，福尔摩斯“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能根据溅在裤子上的泥点颜色和坚实程度说出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真实世界中的法医土壤科学在分析“颜色和坚实程度”之外取得的进展很少。

尽管“世界末日谋杀案”深深地影响了道森，但她从未想过将破案当作事业。在爱丁堡完成本科学位后，道森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土壤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然后通过努力进入麦考利土地利用研究所，从事同农业和环境科学相关的项目。

然而，取证工作机会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后来，道森与一些科学家、侦查员和律师组成团队，并且得到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为在取证调查中利用土壤科学技术制定标准。她看到了开发新技术，尤其是利用土壤有机质取证的机会——研究有机质特性的优势在于它们会在几厘米或几米内发生变化，而无机成分可能在几公里内都是一样的。“有机质可以带给你更加细微的空间尺度分辨率。”当和记录各种土壤特征的土壤调查数据库相结合时，这种分辨率能帮助侦查员利用黏在嫌疑人鞋子或车胎上的土壤进行定位。

在开始土壤取证工作后不久，道森得到了帮助侦破一起熟悉案件“世界末日谋杀案”的机会——一些来自其中一位被害女孩赤脚上的土壤和植物材料。但无法从土壤中获得太多信息，因为即使当时最先进的显微镜也几乎分析不了什么。

一直关注土壤科学

虽然感到沮丧，但道森下决心做得更好。她全力以赴地将色谱法和质谱分析法应用于取证分析，并由此大大减少了必需的样本量——从一茶匙减到约20毫克，大致相当于一个米粒大小。随后，她将其应用于实践。

在自己的研究中，道森一直在关注土壤科学的最新进展，希望能将它们应用于取证工作。她希望利用微生物群落侦破案件。土壤含有大量的微生物群，而它们会在小到几毫米的范围内各不相同。多年来，法医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些微生物群落的基因能作为另一种类型的土壤指纹。

这种土壤指纹识别此前曾被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侦查员尝试过，但成败参半。这些国家拥有乐于考虑新取证技术的法律体系。然而，在诸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普通法系国家，在审判中采用新技术要困难得多，因为专家证词必须通过测试以证明所采用方法的可靠性。此外，法官会研究这些方法是否已通过同行评议，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以及是否拥有恰当的标准。

重回“世界末日谋杀案”

道森的取证工作最终将她带回了“世界末日谋杀案”。检察官请求道森重新分析来自受害人海伦·斯科特赤脚上的泥土和植物材料。道森告诉陪审团，这些碎片帮忙填补了谋杀案的细节以及最后几分钟的残忍暴行。其中，一些泥土含有同斯科特尸体被发现的玉米地相匹配的植物蜡痕迹，而另一些同长满草的路边泥土相匹配。

检察官利用这些和其他证据展开辩论，认为安格斯·辛克莱尔帮忙绑住斯科特并强迫她从货车上下来走到玉米地中。在那里，安格斯·辛克莱尔殴打了她并将其勒死。在这起谋杀案发生的37年后，陪审团宣布安格斯·辛克莱尔犯有双重谋杀罪。媒体将这起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件称作法医科学的胜利。道森的贡献很小但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清晰地描述案件并向陪审团强调发生在斯科特身上的恐怖行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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