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慧怡
将现代生活方式调侃为疾病的风潮似乎已经过去,如今自嘲为社交障碍症、晚睡强迫症、拖延癌的人不多了。但抑郁症,另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在公共话语中则有另一番际遇。在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教育影响下,早期对抑郁症的常见看法多对患者持贬低态度,认为其小题大做或太软弱因此无法自主调节抑郁情绪。随着流行文化对抑郁文学化、浪漫化、天才化的想象,忧郁气质、抑郁症、双相障碍成为网络社交平台流行的标签,一时跟风者众,也因这些跟风者的拙劣演技与见解,许多旁观者将抑郁症看作矫情或为赋新词强说愁。
到现在,由于对相关社会事件,尤其是名人因抑郁症自杀事件的讨论增多,一套关于抑郁的“科学”观念开始流行起来: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不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有临床诊断特征,也有生理病变依据;抑郁症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对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症已有有效治疗方法,如行为激活、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心理疗法等心理治疗,也可提供抗抑郁药,或双管齐下。
问题在于,这套将抑郁情绪疾病化的观念可能让抑郁背后的真正原因失焦,也几乎完全免除了身边人应担负的责任。以产后抑郁为例,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后,在提醒大众不仅要关注新生儿更要关注产妇的同时,是不是也将这种抑郁还原为生理因素,进而刻意忽略了妻子因生育和养育遭受的生理、心理以及生活状况的剧变呢?而丈夫在妻子怀孕过程中对这种变化的不敏感,以及其后在养育过程中长期、大量的缺位,也似乎可以堂而皇之地免责了:抑郁的原因是生理病变,自己帮不上忙;后续治疗可以求助专家系统,自己同样帮不上太大忙。
当然,我在强调不要忽略抑郁情绪背后的真正问题和身边人应设身处地关心时,绝不是在说,抑郁情绪严重时,不要求助于专家系统。在写给同僚江绪林的那篇动人悼词里,学者刘擎反思为何友谊不足以帮助江绪林应对内心的绝望,是否自己还是做得不够、关心不够。刘擎说自己思考过,友人长达多年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失眠和轻生念头,似乎符合典型的抑郁症临床症候,“可是我一直在回避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太轻巧了,太方便地打发了一切,它抹去了绪林复杂而又深不可测的心灵孤独,也免除了我们所有的负担和愧疚。”而心理咨询行业“是现代性的发明,是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
这是愿意担当的人真诚的思索,不过在循证医学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我们知道,无论能否解决真正的问题,专家系统的治疗至少是有效的,哪怕它只能缓解症状。当焦虑和孤独威胁着生命时,专家系统“至少可能给我们更多迂回周旋的时间”,用以重新聚焦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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