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创业史》：到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创造初启的重要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柳青决意离开北京，落户长安县皇甫村，遂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安十四年”。被文学史家认为具有“十七年”文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创业史》，便是他这一时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成果。柳青也由此走出了一条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与人民一道前进，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这一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选择，无疑与柳青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深入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新的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而“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的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不仅如此，“米脂三年”深入生活所获得的写作与正在行进中的宏阔的社会现实交相互动的经验，也使得柳青更为充分地意识到《讲话》精神之于个人写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是为张旭东所论的“新人”和“新世界”交互成就的题中之义，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创业史》的题旨、笔法，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在正在行进中的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火热的实践中，描写新的人物和新世界的交互创造，自有上世纪50年代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涵。

《创业史》的“题旨”，正是奠基于柳青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和高度概括：“《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也因此，由梁家草棚院的“矛盾与统一”，到下堡乡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甚至再到渭原县城的“矛盾和统一”，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及未完成的第三部、第四部，就这样构成了一个逐层扩展的宏大格局，最终呈现出秉有“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新人”的不断涌现，宣告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性完成……这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命题，即以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取代秉有旧思想旧观念旧人物，进而促进新的世界的创造。从写成的前两部到计划中的后两部，需要和生活与现实一同前进从而完成观念、情感等的“改造”与“转变”的不仅有梁三老汉、徐改霞、梁大老汉、梁生禄、郭振山，甚至还包括渭原县委陶书记。这一观念“改造”的系统、复杂的过程，包含着具有上世纪50年代时代意义的重要精神内容。

于“旧社会”和“新社会”、“旧观念”和“新观念”、“旧情感”和“新情感”等新旧对照的基本视域中，《创业史》复杂且宏阔的故事拉开了帷幕。“创业”不仅包含着家庭和个人生活转变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秉有在国家意义上的总体的新社会、新生活创造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涵。“题叙”中简要叙述的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20年，是在旧社会穷苦人倾注心力“创业”（发家致富）的血泪史。为了恢复父亲当年修建的三间瓦房，梁三老汉、梁生宝父子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气力和智慧，也无力完成家庭的创业，甚至生活还每况愈下，直至全国解放，梁生宝迎来了个人“新生”的重要时刻。1949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原本为躲被拉壮丁而遁入终南山的梁生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家来了”。“他眉开眼笑，高兴地跳着，大声喊道："解放啦——"”此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梁生宝成为蛤蟆滩“在党”的第二人，为了克服旧社会从未被打破的“贫”“富”的交替循环，从根本上解决底层穷苦人生活的有序发展问题，互助合作成为一时期具有历史意味的重要选择。

在梁生宝看来，置身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具体的历史氛围中，落实“合作化”的最好的方式，是充分彰显互助合作之于“单干”的优越性，从而吸引那些尚处于观望甚至持对抗态度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互助组。他孤身一人前往百里之外的眉县购买新稻种，带领大家进终南山砍毛竹，在上级安排的技术员的指导下尝试新的水稻密植法等等，均在努力体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其间虽有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想方设法的阻挠，1953年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仍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梁生宝在蛤蟆滩，影响也超过了号称“三大能人”的郭振山、姚士杰、郭世富而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新人物。梁三老汉也在这一年冬天穿上了新棉衣，获得了此前大半生从未有过的他人的尊重。这位“一辈子生活的奴隶”，在1953年冬天，“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梁家草棚院的矛盾和统一，至此以梁三老汉观念的转变暂时宣告终结。

与社会的历史性演进相同的是，灯塔社的建立只是合作化迈出的关键一步，随着互助合作的不断深入，梁生宝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自然逐渐扩大。他之所以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接受旧社会的兵痞白占魁加入互助组，就是充分意识到思想观念的转变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是一个需要逐渐扩展的过程。仅有高增福、冯有万、欢喜的认同和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他要进一步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有层次、有计划地逐渐改变梁大老汉、梁生禄、郭振山，甚至姚士杰、郭世富们……最终促进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全部完成。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意义有充分认识的柳青还意识到，不仅梁生宝和他领导的互助组需要在“事上磨练”，需要在解决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思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提升，基层的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方法，也需要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这便是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展开的“自我革命”。是故，在第二部中，除郭振山和梁生宝的“矛盾”不断加剧外，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县委杨副书记和不下基层、仅仅依靠文件材料工作的陶书记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深化”。这表明思想观念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是需要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在晚年和女儿关于《创业史》中人物发展的谈话中，柳青曾明确表示：“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较于不犯错误却少有实际作为的陶书记，我们的工作最需要如杨副书记般“不断深入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灵活切实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们和身处基层的梁生宝一起，共同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业史》也因此包含着一时期精神观念转变的复杂寓意，是新的人物与新的世界交互创造的重要过程的历史展示，呈现出了这一时期社会观念整体转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

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的“英雄人物”，在社会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党的培养对梁生宝观念转变的意义重大。而具体的生活经验，又每每使他能够比较准确地领会新的政策的努力方向及其现实意义。他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处理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的。包括他的情感选择，也有着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那个可怜的童养媳不幸离世之后，在“土改”时期便喜欢他的徐改霞似乎很自然地进入了梁生宝的情感世界。详写这样一笔，柳青是有比较复杂的考虑，但他显然无意于让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故事以类似传统小说“英雄”“美人”终成眷属的方式作结。他觉得他们思想观念上并不完全合拍。梁生宝一心要响应党的号召，做蛤蟆滩改天换地的重要人物，在互助组建设的关键时刻，他不愿也不能因个人的情感问题而影响到集体的工作，进而影响“党的威信”。他数次与改霞单独相处，却未能使二人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推进。“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这种基于党性的理智，并非“无情”，而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

仔细再看看吧，真正合乎灯塔社主任梁生宝意向的，是同样在合作化进程中表现突出的刘淑良。关于刘淑良和梁生宝关系的描绘，远比徐改霞和梁生宝的要少，但不多的几次见面，已足以使他们彼此在精神上“认出”对方，并在心底将对方选作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侣。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精神和情感的考量，是梁生宝作为“新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要义所在。柳青并不赞同那些认为梁生宝思想过于成熟的批评意见，因为在梁生宝的背后，是党的领导。“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秉有新观念和新情感的“新人”，一个具有上世纪50年代重要的时代寓意的新的形象。他的成长和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和时代、人民一道前进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柳青对自己作为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客观要求。

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人物及其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以为“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必须做到三者自然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就要站在人物的地位观察周围世界，而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故事”。在前两部中，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写投入互助组的梁生宝的心理，他如何在现实的磨砺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写徐改霞人生道路和情感纠缠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写姚士杰对互助组的仇视心理，写郭世富与姚士杰大致相同的心思；写梁三老汉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人物和他们细微复杂的心理，共通交织在蛤蟆滩互助合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说明从事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建设之于社会整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已然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但如梁生宝般的“新人”所秉有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却并未过时。上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化”的尝试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试错”的阶段，也并非没有意义。新时代也在召唤如梁生宝般秉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人”，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2020年，在距离梁生宝生活过的下堡乡蛤蟆滩不远处的陕北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党员领导索洛湾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经验逐渐为人所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柯小海的努力与梁生宝的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打破“贫”“富”交替的历史弊端，完成中国社会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成为新时代赋予新一代创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具有史诗品质的宏大的艺术创造，来表现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而厚重的艺术记录。

（作者：杨辉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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