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我和BEYOND三十年

刘卓辉何许人也？鲜有人知。然而提起《大地》《情人》《只想一生跟你走》《友情岁月》等经典歌曲，或许应者如云。择一城终老，爱一人白头。这是唯一的意义。如果是大半生都和一个乐队被并肩提起呢？即使最初你是抗拒的。这得问问刘卓辉自己。“Beyond”这个名字，早已是一个经典，一个传奇，一个时代的印记。因为和他们的合作，因为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地》，“Beyond御用作词人”这个标签，跟随了刘卓辉三十年。从最初的些许抗拒，到如今的欣然接受，再到出书用文字记录Beyond的音乐人生，刘卓辉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上周，刘卓辉先生亲临中山798音乐餐吧，一起与听众分享传奇故事，之前他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和BEYOND合作了那么多首经典歌曲，传唱至今，这种词与曲的默契是怎么做到的？一首歌怎样才能红起来？

●刘卓辉：我和BEYOND合作是缘于我曾经在1986年的填词比赛中拿了冠军，就是后来夏韶声唱的《说不出的未来》，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亦是BEYOND的经纪人Leslie的介绍，填了给他们的第一首歌《现代舞台》，我写词的《现代舞台》每一句都像在骂人，批判娱乐圈、人生、政治，这首歌成为专辑的名字，也是主打歌。当时年轻，火气很大，看什么都不顺眼，但这首歌市场反响并不大。现在回想起来，像BEYOND这样选用这么尖锐的歌曲的乐队确实也不多，体现出他们的音乐态度。那时候，合作的事宜都是通过经理人或唱片监制联系，没有跟家驹直接沟通，一首又一首的歌词是通过手写后用传真机传送，和他们合作很愉快，歌词基本上原封不动就推出。写歌词对我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思想的撞击后的产物，而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很难说怎样才红，我当然想它们都能红，被人传唱，但这是不可能的，它有一个和受众产生化学反应的过程。

○记者：我们常说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东西都是经典，就像古典音乐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BEYOND依然拥有那么多粉丝，有那么多人喜爱他们的歌曲，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刘卓辉：二十多年过去，Beyond在内地的受欢迎程度不减反增。中国很大，有一二三四五线城市、城镇、农村。一代一代长大的年轻人，走进城市，寻找机会。黄家驹四子时期所创作的歌曲，那些失落与挫折、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心情，还是很能让身处高速发展社会中的年轻人产生共鸣的。社会风气浮躁，年轻的心处处充满矛盾与挣扎，特别需要流行文化去慰藉，音乐与电影就是最容易反映风向的艺术形式。我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说BEYOND只是因为符合了大众的口味而流行至今是片面的，那就是忽略了他们在漫长的音乐路上，还有大量其他歌曲所传递的精神与态度。这正是很多华语流行音乐只有娱乐而欠缺人文部分。摇滚永远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独立的精神。Beyond的音乐不独是“商业”二字就可以解释的，他们的音乐反映着他们的态度，诉说着很多对生活和对世界的感受，总是会有些深意在里头，影响巨大而深远，这是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的。

○记者：那么，当您的名字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您又做何感想？

●刘卓辉：1988年，Beyond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专场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队。由于内地观众听不懂粤语歌曲，上半场演唱会结束后，原本座无虚席的场馆里只剩下一半观众。直到黄贯中唱到我特地为这场演唱会填词的国语版《大地》，整个体育场才真正沸腾起来。那年我26岁，如今30年过去，幸好我的心态还是像1988年26岁写《大地》时一样，没有感觉自己很老。大多数幕后工作人员都是默默无闻的。可能是我走运，因为Beyond走运。

○记者：三十年只写了三百多首歌，在香港著名填词人里算是最低产的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年都在做什么？

●刘卓辉：我没有故意贵精不贵多，只是一直都没有专注去经营作词这个职业，而花了很多时间去搞其他音乐事业。而且也没有人找我填词。近年身份又多了几个，出书、做评委、去讲座，好像靠说话赚钱。人生太多计划不来的事，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写歌也一样，不知道一首歌什么时候会红，也不知道版税会有多少。我最期望的其实是，社会版权意识的提升，版权制度的完善，能让我坐收版税。

文/本报记者冷启迪图/本报记者孙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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