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副校长”要配好更要用好

■ 杨燕明

近日，上海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上海中小学应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督促学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

配备法治副校长，是一种国家要求。在此之前，基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激增的严峻形势，国家有关部门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法制副校长”的配备提出要求。今年，上海高院等印发的《意见》，则将“法制副校长”的说法升级为“法治副校长”，同样提出要加强法治副校长的制度建设。出台这样的制度初心，是良善的，也是很有现实价值的。

遗憾的是，不少地方法治副校长的配备，依然难逃“花架子工程”下场。不少老师坦言，这样的制度设置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实际价值很有限。毕竟，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便是现实的佐证。由此而言，法治副校长不能“配备了事”，必须有更进一步的配套工作。

对法治副校长来说，不仅要配备，更要配好用好。一方面，需要法治副校长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己不只是来上课的，还需要推进学校建立预防校园欺凌、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等的制度机制，让学生出现意外情况后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报告，而不是和学校、侵害人等方面私了，这会带来不好的示范，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校的落地生根；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法治课堂、法治教育以及相关的法治实践活动，培养更加具备法律素养的合格公民，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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